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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等人孝子隐士 两件事拜佛读书南无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February 09 戈尔巴乔夫获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演讲 当我同意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国家所有制，无处不在的独裁的官僚主义体系，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科学中的垄断，吸走我们最好的资源、包括最好的智力资源的军事化工业，难以承受的军事开支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也曾为此骄傲。后果是，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在衰败下去。然而，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仍是一副相对健康、稳定、有秩序的图景。在宣传魔力错误引导之下的社会很难知晓正在发生什么，它所面临的最近的将来是什么。最微弱的抗议的表示也被镇压下去，绝大多数人将抗议者视为异类、诽谤者和反革命。这就是1985年春天的形势，还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维持现状，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继续欺骗我们自己和人民。
我们想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一致，遵守国际标准。当社会被给与了自由后，它就无法认识它自己了，因为它“在镜子背后”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承认每个民族的合理选择，如果一个民族通过公正的全民公决真的决定退出苏联，我们对此理解。
在一个世世代代人民都相信那些握有权利或武力的人们能够把持异议者、不同意志排除在政治生活甚至是投入监狱的国家里，领导一种和平进程并非易事。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习惯于最终用暴力手段来解决。 果断并不意味着回到压迫、压服对方，或是对权力和自由的压制。我永远也不会同意将我们的社会分离为一部分人宣称“代表人民”说话和行动，而一部分则是“人民的敌人”。 在多党制、思想自由、重提各共和国的民族特征和主权的新的氛围中，社会的利益必须绝对置于各个政党、各个团体的利益之上，置于其他任何局部的、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之上。 苏联领导人，无论在中央还是各共和国，以及苏联公众的一大部分，都明白这种需求，尽管在我们社会的一些地方，也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想法的。有一些挥舞旗帜的人，他们宣称唯有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认为这就意味着不与外部世界“纠缠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自私追求。 我们在与西方的一般性政治合作中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在东欧剧烈变化和寻求德国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时刻，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波斯湾危机这样高度紧张的局势中，它也站稳了脚跟。 冷战已经结束，全球性核战争得危险实际上已经消失。铁幕已经撤去，德国重新统一，这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真正和平的世界政治的未来前景依赖于通过共同努力，去创造一个民主空间，在其中，各国的指导方针是人权的优先和它们自己国民的福利。 和平意味着“普遍的商谈” 一个现代国家，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追求一种能够将自己人民的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政治。(摘自戈尔巴乔夫在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February 02 超级卧底郭汝瑰的入党问题超级卧底郭汝瑰的入党问题
作者: 陈益南 2009-10-21 19:26:45 来源:南方周末 相关新闻 《风声》 之外的间谍谱系《秋喜》：“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间谍训练有素”图片 1949年率部起义时的郭汝瑰
标签 卧底郭汝瑰入党已有评论2条 发表评论 收藏 推荐给 打印 字体:大 中 小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涌现了一批暗中为解放军提供情报的谍报人员。其中，以熊向晖（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韩练成（国民党46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成员）、郭汝瑰（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三人最为有名，他们皆为潜伏在国民党内而身份很重要的中共情报人员，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按在国民党军内的地位与提供情报质量数量排序，郭汝瑰似应拔得头筹。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至1949年12月他领导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他累计向中共提供大小情报一百余次，包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及孟良崮战役计划、淮海（徐蚌）会战计划及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情况等等。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三人的地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熊向晖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的，他在整个潜伏生涯中，都始终是秘密在册的共产党员，与党组织一直保持着联系。按照周恩来“布闲棋冷子”的方针，熊向晖从1939年起，就以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身份，潜伏在胡的身边，关键时才发挥作用。1943年6月，奉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国民党第34集团军欲闪击延安，企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熊向晖获得了胡宗南进攻陕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后，立即报告了党组织。中共中央得以及时向外界揭露了这个阴谋，使国民党偷袭延安计划破产。1947年3月胡宗南率国民党军23万人进攻延安，熊向晖从胡宗南处获得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与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立即设法将情报送到了中共情报机构，使毛泽东与党中央在陕北得以调整部署，从容应对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解放后，熊向晖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先后出任了外交部、军委情报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安全部等处要职。 郭汝瑰小档案 郭汝瑰（1907～1997），重庆铜梁县人。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春受吴玉章指派回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 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失去党的联系后赴日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肄业。抗战时期，参加淞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1945年12月 和1946年3月，两次在重庆密见董必武并接受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1947年3月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1948年7月任国防部作战厅 长。1949年12月11日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其间多次为中共中央提供重要情报。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79年重新入党。主编《中国军事史》、《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著有《郭汝瑰回忆录》。韩练成原在西北军时，虽未来得及加入中共，但受刘志丹影响，曾接受中共领导。故1942年抗战期间，他以国民党十六集团军中将参谋长身份，在重庆秘密会见时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提出要为中共服务后，周恩来即欣然接纳，并指示其仍潜伏于国民党内。1947年2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时为国民党46军军长的韩练成，奉陈毅指示，命令46军在战役中故意自乱阵脚，导致几个军的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全歼，为首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也成了俘虏。此后，韩练成又返南京，谎称越狱逃出解放区，成功地获得蒋介石信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蒋介石的最高军事智囊机构成员，韩练成便借这个身份，多次不露痕迹地“协助”蒋介石作出错误的军事判断。后来，由于有被解放军团级战俘叛徒指认出卖的危险，1948年10月，韩练成才被迫出逃，进入解放区。
1950年，韩练成正式完成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手续，出任甘肃省副省长、兰州军区中将副司令员。 而被台湾媒体称为“超级共谍”的郭汝瑰，竟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都被排除在中共党组织之外，只有一个“国民党起义军人”身份，以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厅长之地位，长期做军事学院的教员（副处长级）。1979年，在他下放所在的四川巴县武装部党支部内，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逐步落实政策，最后到年过七十之后，才以副兵团职级身份离休。 郭汝瑰是1928年就参加了中共的，后因军队转战而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45年5月，他已官至国民党军务署副署长时，偶然遇到在中共时的同志，从此才与中共重新建立联系。他与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董必武秘密会面，向董提出了重新回到共产党队伍的请求，甚至请求到延安去。但当时，董必武认为他在国民党内已居高位，潜伏于此，更有利于中共的事业，因此，指示他按潜伏方针办，并指定了专人（任廉儒，中共军事情报处人员）单线与他联络。对于郭汝瑰提出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董必武表示，要他接受党的考验后再说。 当时，郭认为只要为中共做事了，自然就能成为共产党员，这只是时间问题。对“考验”一说，他显然也很同意。于是，此后四年间，他与任廉儒秘密会见一百余次，向任送去了大量高级军事情报。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之际，任又向郭传达了上级要郭掌握一支国民党军队，伺机举行起义的指示，郭汝瑰也照办了。他在获任国民党军第72军军长后，举行了宜宾起义，打破了国民党西南防守计划，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撕开了一个缺口。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交通厅长。其间，郭向党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请求，时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对他说：“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说郭是原国民党中将，入党问题需中央批示，恢复党籍问题更无从谈起。 郭汝瑰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后，曾先后向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写信，董回信说：“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任廉儒则仍劝郭：“耐心经受考验，争取早日入党。” 但是，入党一事始终无人出面解决。昔日早期中共党员、堂堂国军中将厅长，只好屈为“起义人员”，做一个军事教员。在1950年代的肃反、反右等运动中，郭汝瑰屡遭厄运，不是被打成“假起义的国民党特务”而遭逮捕，就是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进入另册（幸得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文革”中更是经常挨斗，后又被当成不可靠的人，下放到四川巴县，一呆就是十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才移居重庆。 应该说，与其功劳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郭汝瑰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在加入中共一事上，屡屡拒他于门外，更是不可思议。 如果说，郭汝瑰有什么重大问题，不能让其加入共产党，但董必武、任廉儒却又指示他要经受考验，争取加入。而若没有什么问题，为何又连一个普通工人农民都能有的机会，却偏偏不给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郭汝瑰？ 其实，党的政策也有灵活的时候，并非全是原则教条而不可逾越；李大章对郭汝瑰所说的“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一语，也未必全是道理。 1940年，国民党中统特务李茂堂，与西安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原是中共党员，1935年在上海被捕后自首，做了国民党特务。毛泽东得知此事，指示中共情报机构可以与李茂堂联系，发展其为中共谍报人员。1945年，李茂堂升任国民党中统陕西省负责人（中统室主任），当年11月，他秘密到了延安，向中共情报工作领导人李克农提出重新加入中共的要求。对此，毛泽东当即批准了李克农的报告，同意重新接纳李茂堂入党，并具体由罗青长（时为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汪东兴（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二人做李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遂有“两个主任介绍另一个主任入党”的说法。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6237/0 连一个在历史上有过叛党情节的特务，毛泽东都能同意其重新加入共产党，那么，根本无任何叛党污点的郭汝瑰，却为何在解放前四年中、解放后三十年间，要求入党而不能呢？若说对共产党的重要性，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的作用，不会比一个省的特务机关首脑的作用小吧？ 然而，不知为何，李茂堂能二次进入的大门，却难于对郭汝瑰第二次开启。 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谜底在什么地方？ 郭汝瑰问题的当事人，都已先后驾鹤西去，郭老也以九十高龄辞世多年。现在，不妨对这个谜，来一次猜度。 像郭汝瑰这样在国民党中有高级地位的人，欲加入中共，若当时在中共内部，没有对他的历史很了解、且处于很高的负责地位的同志为其开门，那么，实际上他便难于获得中共上层的真正信任，因此，在实践中，只会被视为统战的对象、合作的朋友，而不会当同志对待。 韩练成是在抗战期间主动与中共进行联系的。起初，周恩来对他也是只有客气而无信任。当韩练成主动提出要为中共服务时，周恩来则说：这样做不利于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婉拒了韩的要求，并欲礼送韩出门了事。但是，戏剧性的情节在最后一刻发生了，临送韩出门时，当周恩来在问话中，得知韩练成就是“韩圭璋”，即刘志丹生前曾告知过的中共在西北军中的关系人时，周恩来的态度立马为之一变，亲切无比，一口一个“练成同志”了，并且指定李克农亲自与韩保持联系。 韩练成的中共党籍，当时没有确定，这显然是为韩的潜伏之安全考虑。所以一解放韩练成就顺利加入了中共，并且有周恩来为之做证明人。周还对有关人员说：韩练成早就是共产党员了，现在只是履行入党手续。1955年授军衔时，周恩来还亲自找韩练成谈话，半开玩笑说：如果按国民党起义将领待遇，韩可授上将，按共产党军队资历，则只有中将衔啊！韩忙说，我要党员，不要上将。结果，韩练成被授予解放军中将衔。 李茂堂的情况与韩练成类似。他之所以能以国民党特务之身而重新加入中共，首先是因为有中共负责西北情报工作的领导人王超北的力挺。王与李原在上海就是党内同事，王领导李，李被捕后的自首情况，王也知道一些。同时，王超北又是李克农的重要助手。作为国民党中统局在陕西的头头，李茂堂重回中共队伍，无疑对中共获取更多国民党的情报，是大有益处的。王超北、李克农，还有毛泽东，在斗争中都是很务实的人，不是书呆子。因此，李茂堂重入中共队伍，比韩练成、郭汝瑰都要顺利，解放前就解决了党籍一事。 郭汝瑰呢？ 虽然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共，但是，他的党内同志却都只是中共基层普通党员，而且后来各奔东西都不知去向（其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也没有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他本人也没有与任何一个中共要人发生过关系。1945年5月，郭汝瑰虽然通过偶然遇到的老乡任廉儒，二次见到了董必武，并向董提出了重回中共、去延安的请求，然而，董却只要他继续留在国民党阵营内，对郭提出的恢复党籍一事，不予作答，相反要郭经受考验再说。 估计，此时董必武的想法，就如同初次见到韩练成的周恩来一样，不会全相信郭汝瑰的要求。所以，当郭汝瑰说何应钦将派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一事并请示董时，董必武便说：“我们不耽误你的事业，你可以去美国，在美国再同我们联系。”这样看，董必武与郭汝瑰的关系，显然难于达到同志的程度，仍只停留在统战观念之阶段。 后来负责与郭汝瑰进行联系的任廉儒，看来级别不高，他的领导人是中共南方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吴克坚。但是，像郭汝瑰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与中共情报人员的联系中，除开始时见过董必武外，以后的四年，就只是与任廉儒打交道，而没有任何一位中共高级干部来与他联系，甚至连南方局的吴克坚，都从没有出面来见见郭汝瑰。 一桩送上门的巨大生意，公司负责接待经办的，却不是总经理、副总经理，甚至还不是部门经理，而只是公司授权有限的普通办事员。这对送生意上门的人，显然是不利的。 因此，郭汝瑰的情报虽然可以到达中共高层，但中共首脑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送出情报的国民党中将，会是一个要求归队的前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大将曾对他的儿子陈知建说：“有一个国民党的作战厅长、兵团司令，其实是我们的人。”说的就是郭汝瑰。只是，不知陈赓大将是否知道，这个“我们的人”当时却还不是共产党员！ 曾秘密接待过郭汝瑰的董必武，是如何看待郭汝瑰的身份呢？ 显然，他似乎始终并不以为郭汝瑰是中共归队人员，而是只视为与党合作的朋友。不然，他就不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当郭汝瑰写信请他帮助解决党籍问题时，只回复说：“按党章只有基层通过才能吸收（入党）”，而没有像周恩来在韩练成入党时那样旗帜鲜明地表态。 显然，董必武是没有做他可以做的事。 究竟是董必武一开始就将他认为是来历不明的郭汝瑰，定位于统战对象，还是董必武将郭汝瑰的关系，交给吴克坚办理后，就没有再过问郭的问题，从而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明确地为郭的党籍问题表态？ 对此，外人无法知道。 解放战争四年中，负责与郭汝瑰联系的任廉儒，虽然清楚地知道郭的功绩，但郭作为国民党中将，以前又曾是中共党员，若没有上级的态度，任也不可能解决郭汝瑰的入党问题。不幸的是，任廉儒1953年因病去世，可以坚定证明郭汝瑰曾为中共冒死工作的人，一个都没有了。 虽说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但是，在这个队伍中，人与人常有的微妙关系，并没有消失。虽然面对的都是党内同志，但对一件事的态度与认识，在熟人、好友与陌生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时，这种微妙的区别，产生于起点时，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是千差万别。 如果，郭汝瑰不是国民党中将，只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可能很快就能重新入党了。因为，普通人加入中共，只需基层党组织即可批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后来重新加入中共的事例很多。 或者，如果郭汝瑰一开始秘密联系的中共人员，是像李克农那样的情报机构重要负责人，即便对郭的过去不了解，那么，经过四年间一百多次大小情报的送出，李克农则完全可能会相信郭汝瑰是真心归队，也会早早认识到郭汝瑰的能量，而可能也会像极力支持李茂堂重新入党那样，力挺郭汝瑰解决党籍问题。 可惜，郭汝瑰投向中共时，命运使他找到的是这样两个人：一个是日后并不直接领导他工作的董必武，一个是他的老乡任廉儒。前者，因不直接领导他的工作，致使郭汝瑰四年的情报经历，都无法在董的心目中建立信任。后者，因级别太低，他的任何证言，也许都无法说服或达到有关部门。他去世之后，连证言也没有了。 也许，就是这种小小的原因，使一心一意投奔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成立出了大力的郭汝瑰，竟长达三十多年，不得其门而入。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6237/1 潛伏於中華民國國軍中的中共間諜列表潛伏於中華民國國軍中的中共間諜列表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潛伏於中華民國國軍中的中共間諜列表列出潛伏於中華民國國軍中的中國共產黨間諜。
军事上是一个大学生，政治上是一名小学生”郭汝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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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1907年9月15日－1997年10月23日），又名郭汝桂，中国四川铜梁县人，中华民国国军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中共特工。他在国共内战期间历任国军徐州司令部参谋长、中华民国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国军第22兵团司令等职，导致国军处处吃亏，为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编辑] 生平[编辑] 早年1907年9月15日，郭汝瑰出生于中国四川铜梁伊家市达昌池，父亲郭锡柱是当地的教员。郭家的小块土地由佃农耕种。[1] 1919年，郭汝瑰随父亲去投靠在川军中任职的堂兄郭汝栋。郭汝瑰在成都高等师范小学及成都联合中学就读。1924年，成都联合中学的学生因为嫌校长纪律过严而发起学潮，使校长张铮被军阀杨森调离，郭汝瑰为积极参与学潮的学生代表之一。杨森任命的新校长挥霍教学经费，大饱私囊，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大幅下降，学生们对当初带头闹事的学生代表大为不满，认为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反对张铮，郭汝瑰感觉“内心不安，非常尴尬”，在毕业前离开了学校。[1] [编辑]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郭汝瑰于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郭汝瑰按照吴玉章的安排，提前毕业，回到四川涪陵策反自己的堂兄、川军师长郭汝栋。郭汝瑰任第20军政治部科员、连长、营长等职，多次参与四川军阀间的小规模战争。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袁镜铭介绍，在四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郭汝栋部被国民政府调往湖北，并被要求进行清党，郭汝栋遂礼送自己部队中的共党分子离职，郭汝瑰被安排去日本留学。 [编辑] 留学日本郭汝瑰于1931年4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就此与中共失去联系。 [编辑] 陆军大学郭汝瑰在九一八事变后退学，回国后于1931年底进入蒋中正任校长的中国陆军大学第十期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1937年5月任第18军第14师参谋长。 [2] [编辑] 对日抗战时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郭汝瑰随所在的第14师参加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郭于战役中代理第15集团军第18军第14师第42旅旅长，随后被陈诚提升为第54军参谋长，第20集团军参谋长，第73军暂编第5师师长。郭汝瑰后来参加了薛岳将军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3年，郭汝瑰任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中央训练团第一大队队副。1944年以副武官名义去英国考察。1945年回国。1945年3月，郭汝瑰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 1945年4月，郭汝瑰通过黄埔军校的同学任逖猷，与中共恢复了联系。[3]郭汝槐为了保护自己，曾经检举国防部负责作战的次长刘斐有共谍嫌疑。[4] [5] [编辑] 国共内战时期1946年2月，郭汝瑰任军事三人小组中国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随员。郭汝瑰受到国防部长白崇禧的赏识，于1946年6月，任中华民国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10月，升任第五厅厅长。 郭汝瑰在四年国共战争期间与中共间谍任廉儒接头一百余次，将国军的大量军事机密泄露给共产党；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 [编辑] 哭陵事件郭汝瑰有意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四百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而被迫“自谋生路”而发生的“哭陵事件”，就是他所制定方案一手造成的。 [6] [7] [编辑] 担任徐州司令部参谋长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郭汝瑰一直对蒋中正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最后导致了蒋中正判断失误，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决策，放“刘邓大军”突出黄泛区直抵沙河。郭汝瑰在徐州陆总参谋长任上还依照董必武的指示，设法调任另一个中共间谍张克侠为徐州城防司令。1948年11月10日，张克侠等在万年闸率部投共，使徐州防线的东北大门洞开，让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3] （张克侠部面临重兵包围之后试着打了打，被歼灭不少部队，这才商议投降，而且本来国府对西北军就一直很苛刻，所以共谍说法还是有些牵强） [编辑] 孟良崮战役1948年7月，郭汝瑰复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1948年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孟良崮战役中，郭汝瑰将国军作战部署抄录转交任廉儒。整编74师（由74军改编）后来被解放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并歼灭，中将师长张灵甫阵亡。[8][9][10] [编辑] 徐蚌会战（淮海战役）郭汝瑰除泄露军情外，还存心制造内部矛盾，作出错误的部署，拟订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11] 1948年10月，国军统帅决定“守江必守淮”，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与解放军决战。“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具体作战方案就是由郭汝瑰本人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达到前线的国军，就被郭汝瑰报达给解放军的指挥部。郭汝瑰还诱使蒋中正屡次变更作战方案，放弃坚守蚌埠，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国军在移动中被分割围歼的机会。 [10][12] [13] 徐蚌会战开始前，邱清泉参加在徐州花园饭店召开的军事会议，对郭汝瑰警告说：
[编辑] 在四川“起义”徐蚌会战后，郭汝瑰继续得到国军统帅的器重和信任：1949年7月，郭汝瑰被任命为为新组编的第72军中将军长；随后升任国军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21军、第44军、第72军和 3个独立师；负责保卫四川。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宾率部投降，彻底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郭汝瑰虽为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但中共在1949年以后仅给予他校级军衔，他为中共所做出的贡献不为人知。郭汝瑰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也被拒绝。 [编辑] “国民党特务”、“右派”郭汝瑰于1951年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研究员。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郭汝瑰则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郭汝瑰随即被逮捕，后因董必武等人作保而被“平反”。[14]郭汝瑰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文革时也被批斗。[15] [编辑] 重新入党1980年4月，郭汝瑰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党委接到了中组部的通知：“准许郭汝瑰入党”。[10] [编辑] 晚年郭汝瑰在1980年代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担任过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退休后“享受副兵团司令级待遇”。1997年因车祸去世。 郭汝瑰著有《郭汝瑰回忆录》、《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主编）等书。 [编辑] 评价
[编辑] 注释
[编辑] 参见11个分类: 1907年出生 | 1997年逝世 | 中华民国将军 | 国共战争人物 |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物 | 潜伏于中华民国国军中的中共间谍 | 中国共产党党员 | 前中国国民党党员 | 黄埔军校校友 郭汝瑰的子女后来评价父亲：“他在军事上是一个大学生，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名小学生” January 31 距离世博会结束还有277天作者: 吉井忍
2010-01-27 21:31:32 来源:南方周末  身为一个上海媳妇，我希望中国不走日本的老路
暂别“全民迎世博”的大上海，我回到日本东京郊外的老家。偷闲跑去市立图书馆，读起重松清先生的小说《时光胶囊》—— 1970年代，东京的一群小学生沉浸在大阪世博的热潮中，憧憬着“无比美好”的21世纪。孩子们特意制作了一个“时光胶囊”，放入各自的宝物和“未来之图”后埋在地下，相约成年后再打开。 转眼之间，26年过去了。昔日热闹的小学校因生源不足而关闭，大阪世博会也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年近四十的小学生们重聚母校，在冷清的校园里挖出“时光胶囊”，近乎残酷地重读当年的纯真理想。“光辉的未来”不过如此，昔日的优等生面临裁员危机，结了婚的同学遭遇家庭暴力，和蔼的班主任早早离世…… 聚会之后，主人公克也再度造访大阪世博园——“梦想广场”，那里只剩下了“未来的残骸”。当年的世博建筑“太阳之塔”孤独矗立着，镌刻在上的三张脸分别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建筑背面的“过去”黑着脸，塔顶鎏金的“未来”有些褪色，让克也凝神的是“现在之脸”，它看起来尤其严峻，那是鼓起勇气直面困难时的表情。 大阪世博会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图腾。1968年东京奥运会的热度尚未退去，1970年的世博会又让举国若狂。“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人”、“可以说‘不’的一流强国”……这些头衔在世博会后逐一降临日本。在这股发展狂潮中，也慢慢涌动起热衷投机、崇尚奢侈、鄙夷传统的暗流，为日后的房产泡沫、贫富分化、低生育率等问题埋下了伏笔。曾让小学生们无比憧憬的未来，最终变成了“失去的十年”。“大家的40岁过得如何？大家幸福吗？”这是班主任在“时光胶囊”里的留言。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带着同样的问题回望人生，回望上海世博会。身为一个上海媳妇，我希望中国不走日本的老路，相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想终将实现。在小说的最后，中年小学生们制作了新的“时光胶囊”，相约十年后再次打开……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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