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時代的太子　聖德太子是用明天皇之第一皇子，或曰第二皇子；他的母親，是穴穗部間人皇女。敏達天皇三年（五七四年）出生，幼名聖智。二歲時就知向東方稱南無佛，再拜，相傳為南岳慧思禪師轉世（註六）。推古天皇即位，冊封為太子，攝政萬機，時年二十歲（五九三年）。太子為人英俊，具有政治天才。二月詔書興隆三寶，諸臣競相造寺，高麗僧惠慈來朝，即師事惠慈，從其學佛，二年業成。並博涉儒典，十年十月高麗僧觀勒來朝，並獻曆本及天文地理書，遁甲方術等書，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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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擇書生數名學習。十一年秦河勝獻佛像，於是建廣隆寺。太子對於佛法不但具有崇高信仰，並對教義有深刻的研究。他選擇勝鬘經、法華經、維摩詰經為研究的依 據。他於二十五歲時，曾於宮中開講勝鬘經，三日講畢，並製訂勝鬘經、法華經、維摩詰經三經義疏八卷。其中法華經疏四卷，迄今保存其原稿，這是日本佛教寫本 經典中最古珍本，也是最古的寫本。聖德太子對日本文化之貢獻，誠如安藤正次云：「聖德太子實為日本國民覺醒的先驅，及實現者。而太子一代事業，乃冀自外國 文化之雜然花園，獲取適合於日本國民精神生育之香蜜」（註七）。

二、太子的新政　 當我國三國以後，進入南北朝，五胡亂華，是中國政治上分裂時期，至隋朝始統一全國，威振海外，於是遼東、高麗、日本等相繼朝貢。日本於隋代先後遣使入貢四 次；這時日本國內正掀起改革運動，其主動改革運動者，即為聖德太子；他精通中國文化，研究漢土歷朝的政教。目覩隋代大一統局面，而又鑒於國內氏族跋扈之 弊，在感痛之餘，乃思欲仿效秦漢之大一統政治制度及隋代之一統大業。除派遣大使學生及學問僧入隋吸取大陸高度文化，並實行政治改革：廢止卿官，建立中央統 一政權，斷行新政，最顯著者有四端：

第 一、制定冠位　聖德太子改革制度，首於推古天皇十一年（隋文帝仁壽三年，六○三年）十二月制定冠位，並於翌年正月授與諸臣。他的冠位制度，乃依據儒教品德 的名稱分為十二階級：即大德、小德、大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這即所謂冠位十二階級。十二階冠位係採自我國古代以來，即以 十二為基準數之精神。史記卷廿七天官書有十二皇、十二州、十二諸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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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子之祭服亦備十二章之文（後漢書卷四十輿服志下）。天子之冕懸有十二旒之玉珠。是故聖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階，是有其根據的。太子冠位制度，不但為改革氏姓 制度的先河，並為打破世襲門閥之嚆矢，確定中央集權政治權威。誠如坂本太郎云：「冠位制度之意義，第一可說是在上古末期之混亂社會所放出之打破門閥，登庸 人才之新政策之先聲。第二是文化意識之昂揚，蓋其後朝廷之施設，政治之形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之飛躍之進步，莫不以此為嚆矢」（註八）。

第二、制定曆法　日本古來，本無曆法，自欽明天皇十四年（五五三），遣使於百濟求曆博士。百濟於次年遣曆博士固德王保孫赴日（註九），日本始有曆法。至推古天皇十年（隋文帝仁壽二年，六○二年），又有百濟僧侶觀勒傳入百濟所採用之中國劉宋文帝二十年何承天所創之元嘉曆至日本。元嘉曆傳入日本後，聖德太子於推古天皇十二年甲子歲，遂採用元嘉曆。自此以後，日本王朝所採用中國之曆法，屢有改變。

日 本自聖德太子採用曆法，遂有推定日本建國以來歷朝年代之舉。以推古天皇九年之辛酉歲（隋文帝仁壽元年，六○一年）為蔀首，遂上推前一蔀，以一千二百六十年 前之辛酉歲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亦即西元前六六○年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聖德太子想提高日本開國歷史悠久的地位，故將神武天皇即位之年代提至公元前六六○ 年；但日本學者間對神武開國年代，頗多異論。誠如那珂通世傳士云：「實際應較聖德太子所推定者晚六百四十年」（註十）辻善之助亦云：「推定年紀之舉，恐或出自聖德太子之政策，其用意一則對中國足以表示我日本國開國之悠遠，再則既已以神武天皇為肇國始祖，自必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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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年代之必要，此蓋於統一國家途上，當然應為之急務」（註十一）。由此可知，依照那時中國天干十二支來推定日本開國的年代，不唯荒唐，不合乎科學方法，且依史學者研究，有無神武天皇這個人尚成問題，何況其開國年代？據衞挺先生生考證：神武天皇即徐福。請參閱本書第三章第五節。

第三、頒佈憲法　聖德太子斷行新政，頒佈憲法為改革國政的最高峯。栗田元次所云：「憲法十七條為太子施政方針，奠定政治道德基礎之法典，也是闡明君臣關係，明示日本國體之一大宣言書。若精查其內容，可於其中發現龐大之大陸思想之結晶，並可窺知聖德太子之思想」（註十二）太子十七條憲法，簡擇如次：

聖 德太子十七條憲法，原文是古文，每條最多有七十四字，最少二十六字，共計八百九十五字。太子憲法思想的體系，是以儒家精神為主，而以佛道兩家為輔。而憲法 之文句，多取自漢籍之詩經、尚書、論語、中庸、左傳、禮記、管子、墨子、孟子、韓非子，韓詩外傳、史記、昭明文選等。誠如安井小太郎所云：「聖德太子所制 定之憲法十七條，除第二條崇敬三寶之外，餘十六條述君臣之分，政治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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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民等事，皆儒家精神，往往採用經書中語句，如『以和為貴』（禮記儒行）、『上下和睦』（孝經）、『徵善勸惡』（左傳）、『克念作聖』（尚書多方）、『公事靡鹽』（詩小雅）、『使民以時』（論語學而）等是也」（註十三）。 於此可知中國文化對日本政教的影響之大。聖德太子政治最高綱領，就是東方王道文化的精華。聖德太子之憲法精神，一、以融和儒、釋、神三教為指導國民道德生 活標準。二、以建立皇室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統一的權威。三、以改革氏族制度，使一切人民皆成為公民，成為皇室中心的支柱，這是大化革新的前奏。太子攝政 三十年雖未達到這個崇高政治理想，但確奠定日本千餘年國體傳統的基礎。

聖 德太子的中國文化素養很深，曾廣泛涉獵中國諸子百家經史典籍，故其憲法之文辭，毫無駢麗浮華之病，而文章風格極高。岡田正之博士認為其文有先秦遺風，無六 朝弊習駢麗浮華之態，字句精練，造誼簡古。並謂：「三曰：『承詔必謹，不謹自敗』，十曰：『絕忿棄瞋，我獨雖得，從眾同舉』，十五曰：『背私向公』，其亦 是精歟」等文，有如讀管子之經言，韓非子之主道，揚雄諸篇之感（註十四）。

第 四、編修國史　聖德太子晚年曾模仿中國大一統之文物典章以發展日本文化，於推古天皇廿八年（六二○年）編修國史。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廿八年條云：「是歲，皇 太子，嶋大臣，共議之，錄天皇記及國記，臣連伴造百八十部並公民等本記」。就中所指之皇太子即為聖德太子，而嶋大臣即為蘇我馬子。這部史書可惜於皇極天皇 四年（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六四五年），蘇我氏滅亡時，除國記外，餘皆燬於火，未傳於後世。太子所編修之國史，其體裁諒必採用中國之記傳體。至於其內容，板 本太郎博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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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述某一方面之歷史，諒必係自建國之由來，國政之發展，以及與大陸諸國間之交涉等簡略記載。臣連伴造百八十部並公民等本記。當係分別記述貴族、庶民等系譜 者。臣連為最高之貴族，伴造則次於臣連之貴族。國造則為地方豪族。百八十部與伴造有重複之嫌，或係伴造乃指擁有部民之一般貴族。而百八十部則指天皇直屬之 職業的部之首長而言，至於公民即泛指一般人民」（註十五）。將日本開國歷史上溯至西元前六六○年，就是這部「國史」，惜未傳於世。

佛 教於西元五五二年始傳入日本，當時曾引起崇佛與排佛的衝突，始則排佛派獲勝，最後排佛派又失敗。迨至用明天皇逝世後，由於物部氏之衰亡，於是崇佛派逐漸抬 頭，以及佛教盛行於日本。降及西元六世紀中葉，舉凡佛寺之建築，佛像之繪畫，僧尼之受戒，以及信徒之學習，各種條件都已具備。聖德太子攝政後，太子大力提 倡佛教，其於憲法第二條規定「篤敬三寶」，不僅奠定於日本國家法律的基礎，這個「篤敬三寶」較之今日民主國家憲法上所擬定「信仰之自由」，在法律上地位， 尤為崇高。所以佛教始終為日本國民精神上最高指揮者。誠如日本歷史論者所云：「日本之佛教歷史，與其說是始自聖德太子，亦不為過言。佛教之開始傳入日本， 雖然在此之前，但實際上，在日本社會奠定基礎者，實多賴此政策」（註十六）。聖德太子攝政後，於次年（五九四），下詔興隆佛教，飭令人民建造佛寺（註十七）。太子於推古天皇四年（五九六年）法興寺建造完成，任命蘇我馬子之子善德為寺司（註十八）。推古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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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所頒佈之憲法，其第二條飭令臣民崇敬三寶，積極獎勵佛教；翌年（六○三年），詔諸王及大臣共同發誓願，鑄造銅繡丈六佛像各一軀。高麗大興王聞日本造佛像，乃貢黃金三百兩以助之（註十九）。推古十四年（六○六年），聖德太子親自講解勝鬘經及法華經，推古天皇大悅，乃賜播磨國之水田給太子（註二十）。 聖德太子仿取梁武帝作風，其於宮中講經時，曾著僧衣，其儀如僧。而梁武帝似仿印度阿育王，聖德太子於日本傳播佛法功績，無異於梁武帝於南朝也。除親自講經 外，並參考梁朝光宅寺僧法雲之法華經義記及晉僧肇所注之維摩經等，著有「勝鬘經義疏」、「維摩詰經義疏」等所謂「上官御製疏」（又稱三經義疏），在日本佛 教史上奠定日本文化基礎。宇井伯壽所云：「太子實為我國文化各方面之始置基礎之聖者」（註二十一）。 法華、維摩、勝鬘三經係大乘經典，聖德太子之所以選擇大乘經典中之勝鬘、維摩、法華三經，顯受我國南北朝時代佛教之影響。以法華、維摩、涅槃、大品般若、 勝鬘、小品般若、金光明經等，都盛行於南北朝。梁朝光宅寺之僧法雲，不獨精通成實論，兼弘法華經、勝鬘經、維摩經，與莊嚴寺僧旻、開善寺智藏，並稱為「梁 朝三大法師」。相傳亦著有涅槃經、成實論、般若經、十地經、金光明經、勝鬘、法華、維摩等經疏。因此，聖德太子選擇於中國最受重視之勝鬘、法華、維摩三經 親作義疏，以期大乘經典普及於日本。

聖 德太子作「維摩詰經義疏」時，曾參考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等儒家典籍以作注疏外，並參考僧肇之注維摩詰，及法空法師之解釋等佛典。以梁光宅寺僧法雲之注 疏勝鬘經為範本，作勝鬘經義疏；以光宅寺僧法雲之法華義記八卷為主要參考，作「法華經義疏」。據傳「勝鬘經義疏」於唐初曾傳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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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雲寺僧明空曾作私鈔六卷。該鈔後來日僧圓仁慈覺大師於西元八三八年（唐文宗開成三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入唐時始知有明空之私鈔，因而加以鈔錄。於西元八四七年（唐武宗大中元年，仁明天皇承和十四年）歸國時携回藏於比叡山，日人誇稱此謂「日本文化之反輸入」（註二十二）。

「三 經義疏」，在教義上各有不同意趣。「勝鬘經義疏」，專在發揚女性成佛義，說明男女平等，及一切眾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的真義。「法華經義疏」以統一大乘開 權顯實，會三歸一，唯有一乘真義。「維摩經義疏」，在闡明僧俗不二之說：維摩居士以在俗之身，而以大乘精神，掃蕩小乘偏執的知見，勉勵世人，以豁達自在態 度，由正己直人，進而實現利他濟人的社會生活。

太子新政之精神基礎為佛教。除憲法第二條有「篤敬三寶」之外，尚有貴和、去忿、除妒諸事，都屬佛教精神語氣，更充滿憲法之中。十七條憲法不獨為日本成文法之起源，為大化革新序幕之開啟，並為後來立法精神之基礎，唐代律令之制定亦都發端於此。

佛教雖屬是精神上指導者，但在精神以外，亦需多種物質建設。因此，當時除聖德太子親建佛寺外，全國各地亦先後建造佛寺，迄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全國佛寺共達四十六所，僧尼共一千三百八十五人（註二十三）。

聖 德太子所建寺院很多，就中最著名者，是難波（大阪）四天王寺、斑鳩之法隆寺。四天王寺，以守護佛國之四天王為本尊，它建在海外交通的大阪，頗具意義。法隆 寺亦名法隆學問寺，係太子為弔用明天皇之菩提而建。從中門，環以廻廊，院內，金堂與五重塔並列。這個圖樣設計，打破了左右對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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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但顯出大調和。加以雲形肘木和卍柵勾欄所表現的北魏式樣，這表現出日本古建築物中無比的藝術價值。

聖 德太子提倡佛教，興建寺院，鑄繡佛像等使佛教藝術昇華，由於太子獎勵藝術，故法隆寺金堂之本尊，乃銅造釋迦之尊像，此像在雕刻方面，是代表日本藝術史上上 代的精華，是當時第一流彫刻家鞍作鳥于六二三年所造，鞍作鳥又稱為鳥佛師，或止利佛師，自其祖父大唐漢人鞍作部村主司馬達於繼體天皇十六年（五二三年）渡 日崇拜佛教以來，頗受日廷優遇。因此，鞍作鳥家學淵源，精於佛像彫刻，推古十三年（六○五年），女帝詔聖德太子及大臣諸王發誓願，造銅繡丈六佛像各一軀 時，即命鞍作鳥為造佛工師，翌年（六○六年）四月像成，欲把其銅像安置於元興寺金堂，以佛像高於金堂門戶，不壞門不得納入。因鞍作鳥之巧工免壞戶而終把銅 像安置，同年五月鞍作鳥因造佛之功，而授大仁之位及近江國坂田郡水田廿町（註二十四）。 法隆寺金堂之釋迦尊像及藥師如來像亦為其傑作。司馬達本係南朝之梁人，故鞍作鳥之造佛像應採用南朝百濟系之樣式，而不應仿北魏樣式。究其原因，當時聖德太 子師事高句麗僧惠慈，而高句麗世世朝貢我國之北朝，其佛像亦多承襲北魏系統，故太子接受惠慈之建議。故法隆寺金堂釋迦之尊像，無論是面相、衣紋、姿態，顯 都屬北魏式樣的移植。此外，法隆寺之藥師像，救世觀音像，百濟觀音像，中宮寺之彌勒菩薩像等，都屬這一時代的傑作。就中百濟像觀音與彌勒，其質料也用木 料，而面相柔和，慈悲救世精神充份顯現出來。

由於聖德太子之積極獎勵，故飛鳥時代九十年間日本佛教寺院建築樣式和藝術，完全模仿中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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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益見中國藝術影響於日本文化之大，似乎可說是空前絕後的。

繪 畫方面的遺品，則有法隆寺的玉蟲櫥子所繪之蜜陀繪，中宮寺之天壽國繡帳，雖是刺繡，但使人想起當時繪畫之精技。在工藝方面，法隆寺之玉蟲櫥子、以及金堂的 天蓋、法隆寺的獵獅紋錦、龍首水瓶等。在這些工藝品上面，不獨可窺見其匠意技術精緻，即如獵獅紋錦、龍首水瓶之天馬圖，各處所表現興隆三寶，諸臣競相造 寺。太子初師事高麗僧惠慈，從其學佛二年，又博覽儒家典籍，十年高麗僧觀勒來朝，並獻曆本及天文地理等書，已如前述。這些卓越技術都來源於中國，更可溯求 於中亞，遠及波斯、希臘、羅馬，這一時代的藝術世界之關連性，至可驚人。

聖德太子在日本文化史上不但為倡導吸取中國文化，改造社會組織，以皇室為中心，培養國民忠君受國的思想，進而改革政治，興隆佛教，提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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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道德水準，並促進國民自主進取的信念。誠如辻善之助博士云：「太子洵為當代之偉人，成為大陸文化輸入之急先鋒，最先吸收最新鮮空氣，自己率先為先導，樹立新文明之基礎，以建立新日本，汲汲於企圖提高我國與隋之對等地位」（註二十五）。而安藤正次亦云：「太子在當時實為我學術界思想界之最權威者」（註二十六）。而栗田元次氏亦云：「要之推古朝時代之學問藝術，一切文化事業，乃以英主聖德太子為中心而經營者，太子輸入大陸文化，尤其是以佛儒為中心之文化主義，和平主義，急欲振興皇威，統一國家，增進國民幸福，宣揚文化，並圖建立自主的國家，其功績永垂不朽」（註二十七）。 由此可知，聖德太子為使中古時代日本步上統一國家坦途，是吸收輸入中國文化急先鋒，而中國文化最先之得以傳入日本，實多賴於佛教為媒介。奈良以後，直至明 治維新以前，純為佛教輸入時代。是故聖德太子之新政措施，以興隆佛教為發展日本文化的根柢，自此隨時代之進展變遷，隨時隨地攝取中國歷朝文物典章，而以 佛、儒兩家學說為中心。這正是日本能夠享有二千年來歷史的緣由。是故聖德太子之於日本之功勳，實不亞於明治天皇之使關閉自守之日本走上現代化西洋物質文明 之功績。我們更可以說：聖德太子虛心接受中國之文化，以「文化」代替「草昧」，使日本捨棄草昧走上光明坦道，重建天皇國家的體制。明治維新，接受西洋物質 文明，以「武力」代替「文化」，亦即孫總理所說：「捨棄王道文化，甘願為覇道文化的鷹犬」；以致為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幾乎燬滅了日本二千餘年文化傳 統，皇室傾斜，淪於國際間次等地位。

註一：栗山周一著：「日本闕史時代の研究」八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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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註三：辻善之助著：「日本文化史」別錄一第一頁。

註四：家永三郎著：「日本文化史」五一頁。

註五：肥後和男著：「日本文化の發達」（載日本文化史講座（2）一頁）。

註六：唐大和上東征傳載：昔聞南岳慧思禪師遷化後，託生倭國王子，興隆佛法，濟渡眾生。

註七：安藤正次著：「日本新文化史」第一卷第三八頁。

註八：坂本太郎著：「聖德太子の鴻業」二○頁。

註九：見日本書紀欽明天皇十五年二月條。

註十：詳那珂通世著：「外交繹史」第三章。

註十一：迂善之助：「日本文化史」上古奈良時代一五一頁。

註十二：栗田元次著：「解說日本文化史」五六頁。

註十三：安井小太郎著：「日本儒教史」三二頁。

註十四：岡田正之著：「日本漢文學史」二三—二四頁。

註十五：坂本太郎著：「聖德太子の鴻業」三頁。

註十六：岡田章武等編：「日本佛教史」五—十六頁。

註十七：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二年二月條。

註十八：法興寺因建於飛鳥地方，故又稱飛鳥寺。法興寺建造之經過日本書紀有詳細記載。

註十九：見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三年四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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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十：見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四年秋七月條。

註二十一：宇井伯壽著：「日本佛教史概論」。

註二十二：辻善之助著：「日本文化史」（1）上古—奈良時代一七二—一七三頁。

註二十三：見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三十二年秋九月條。

註二十四：見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二年夏四月條。

註二十五：辻善之助著：「日本文化史」別錄（1）二七頁。

註二十六：安藤正次著：「日本文化史」第一卷二三六頁。

註二十七：栗田元次著：「解說日本文化史」七四頁。http://dongchu.ddbc.edu.tw/html/02/cwdc_02/cwdc_020098.html#d1e2041

三 國以降，迄至南北朝，這時，我國政治上呈現割裂紊亂狀態；北方為胡人割據，晉室南遷，偏安江左。我國在朝鮮統治勢力，早經瓦解，於是形成高句麗、百濟、新 羅三國鼎立的局勢。而東瀛列島亦因大國吞滅小國發生統一戰爭，經十數年混亂，終為大和朝廷所統一。原居北九州之卑彌呼死後，其女年方十三歲之壹與承繼大 業，因恐非狗奴國之敵，不得不東廷，倭女王國（邪馬臺國）逐漸東遷，遂與當時畿內大和地方之秦人系大陸民族（銅鐸民族）發生衝突。結果，銅鐸民族卒為倭女 王所擊敗，但在文化上，却為秦人系大陸民族所同化。於是倭政府妄自尊大，旋於「倭」字之上加上「大」字，而為「大倭」，嗣又嫌大倭之倭字不雅，且知「倭」 與「和」這音相同，遂由「大倭」改為「大和」，大和政府遂告成立，這是大和民族的來源（註一）。

倭 女王東遷後，九州諸部落殆為狗奴國（即今熊襲部族）所兼併，於是演成日本列島狗奴國、出雲，以及大和三國政治勢力鼎立局面，互相攻伐，吞滅之後，大和勢力 獨占優勢。降至公元第四世紀中葉以後，狗奴國和出雲，先後被征服，大和朝廷遂建立古代皇權大統一國家雛型。宋書倭國傳載倭國武王（雄略天皇），上宋順帝表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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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可知大和朝廷之統一戰，經東征西討之結果，蝦夷熊襲始行平定，至大和朝廷統一列島之年代，依據和辻哲郎氏考證之結果，概不出西紀四世紀前半。和辻哲郎氏謂：

邪馬臺國倭女王於魏正始八年（二四七），遣使入魏朝貢，其後經十八年之久（二四七——二六五），中倭間正式往來，遂完全中斷，魏亡晉繼起統一全國，倭人又重新入貢晉朝，故晉書有倭人入貢的記事云：

泰 始為晉武帝年號，但此時入貢者，當為狗奴國，並非邪馬臺國。誠如王輯五先生謂：「按倭女王最後入貢之年（二四七）以降十八年間，中倭往來全然斷絕，至晉泰 始二年（二六六年），始有晉武帝記『倭人來獻方物』之事。惟晉書所載之倭人，是否仍指倭女國而言，抑或狗奴國而言，因其文亂空疏，實無由測知。倭女王國東 遷之結果，九州諸部落殆為狗奴國所兼併，而執九州牛耳之狗奴國，遂以其餘勢入貢晉朝，欲藉大國之威以統制各部落，故有上述晉倭人入貢記事」（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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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和朝廷統一列島後，更經數十年間休養，為滿足其擴張慾起見，遂於西紀三九一年（辛卯年）渡海西侵，而與高句麗、百濟、新羅爭奪南韓領土，因忙於戰爭，不暇 入貢中國，故此十餘年間，中國史籍亦未載中倭交通事，直至東晉義熙九年（四一三年），晉書始有倭與高句麗等並獻方物記事，其間相隔一百四十七年之久，此時 昔日朝貢中國之九州方面倭奴國、狗奴國，都已滅亡。而欲一舉征服朝鮮半島，又為高句麗所阻，旋又暫時言和。自此以降，倭國與高句麗，依然對峙半島，屢處於 敵對地位，日本欲假大國的尊威，以控制高句麗，故屢通聘於南朝。木宮泰彥云：「……則第五世紀，高句麗並未與日本通好。再由百濟之關係上言之，實常處於敵 國地位。其時高句麗，亦屢與中國南朝通聘，以假其威靈，以為對付日本政策。試觀宋書以下之中國史籍，高句麗由公元四一三年，入貢於晉始，其後屢通於宋、 齊、梁而受征東大將軍之號，故日本欲征服韓土，以中國之錫命臨之，最為便易。故為對付高句麗計而通聘南國」（註五）。而伊豆公夫氏則云：「當時中國為南北朝對立時代，日本與南朝之晉、宋通聘而求其援助者，實因高句麗及百濟通聘晉宋，藉以對抗高句麗及百濟（註六）。」

自宋至梁，倭使節朝貢南朝者，代有其人。據宋書倭國傳所載，劉宋六十年間（四二○——四七八），大和朝廷遣使入貢，先後達十次之多，其未載入史書者，則不知凡幾。其來往情形如次：

第一次入貢　宋高祖永初二年（四二一年），倭王讚遣使修貢。

第二次入貢　宋太祖元嘉二年（四二五年），讚又遣司馬遭達奉表獻方物。

第三次入貢　宋太祖元嘉七年（四三○年），倭國王遣使獻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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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入貢　讚死，弟珍立，永嘉十五年（四三八年），倭國王遣使獻方物，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

第五次入貢　元嘉二十年（四四三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

第六次入貢　元嘉二十八年（四五一年），安東將軍倭王濟進號安東大將軍。

第七次入貢　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四六○年），倭國遣使獻方物。

第八次入貢　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帝大明六年（四六二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

第九次入貢　興死，弟武立，昇明元年（四七六年），倭國王遣使獻方物，詔除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第十次入貢　宋順帝昇明二年（四七八年），倭王武遣使上表，並獻方物，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以上所舉為宋書所載入貢。於宋之倭五王讚、珍、濟、興、武。宋亡齊興，齊高帝開國元年（四七九年），更進封倭王武為鎮東大將軍（註七）。當時倭五王相繼入貢，其目的，即在藉大國的聲勢，威脅高句麗。因之，在第十次入貢，遣使上表，說得很明顯。宋書卷九十七夷蠻傳倭國條云：「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

以 上所舉我國正史所載有關南朝與倭五王之往來記事，先後達十次。唯倭王與南朝通聘的事實，日本之「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等古史書對這種通聘史實，皆無記 載。究其原因，由於日人自尊心過強，深知入貢為屬國對宗主國一種表示順從之意；認為入貢南朝為恥，有傷國家體面，故多不載。或有認為倭五王遣使通聘南朝， 乃係私使行為，不屬於天皇之意，多方曲解，甚至說倭五王遣使通聘南朝係宋書偽作亦大有人在。儘管日本頑固之史學者，認為倭王向中國朝貢奉表稱臣請求封爵為 恥事，多所強辯，但亦有坦白承認者，如岩井大慧氏云：「到了西元五世紀，日本始討平東北一帶，並完全領有九州地方，以大和為中心之我皇室的威力遍滿四表。 繼之耽心於半島經略，敢以與銳意想南下併合全半島之高句麗之勢力相抗拮，把此事實認為係宋書作者之所偽作，或認為係任那鎮將或九州豪酋之私使，這種想法， 皆為體面論者，以為偽愛國者輩之看法。把此當為大和朝廷之國書（按即指上宋順帝表文），絕不會傷我國之任何尊嚴或威嚴（註八）」。池內宏博士則基於當時日本與三韓關係，認為派遣使節入宋朝貢，乃出自天皇的本意。他說：「當時我國正援助百濟以與新羅及高句麗對抗，是故大和朝廷與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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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之間，以我諸天皇之名義，直接與之來往交涉，正足以表示這種事實。換言之，把這種外交關係當做任那鎮將等之私人所為，實輕視我國在半島之立場。……若從交涉之內容，萬其是就從數代倭王所進行之經過而言，何以能說那些行為是任那鎮將等，假藉天皇名義而私自派遣者乎？」（註九）

綜 上所述，不論倭五王時代遣聘南朝，是否出自日本天皇本意，但此倭五王之時代，却為統一後之大和朝廷，乃為日本多數史學者所公認之事實。我國史籍所載之所謂 「倭五王」，讚、珍、濟、興、武等究為日本何代天皇？倭五王之讚為仁德天皇，珍為反正天皇，濟為允恭天皇，興為安康天皇，武為雄略天皇，都屬大和朝廷之天 皇，已為近代多數學者所公認。大和朝廷通聘南朝，以宋朝為最頻繁，自宋昇明二年（四七八年），倭王武遣使貢獻方物後，經南齊、南梁、南陳以至隋初，其間約 一百二十多年，未再有倭使前來中國奉表稱臣之舉。當時大和朝廷之入貢南朝，其主要目的，乃在對抗高句麗。蓋大和朝廷於公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統一全國之 後，為征服朝鮮半島，曾連年用兵，但無戰果，尤其當日本用兵於新羅之際，為高句麗所敗（三九一年）。而高句麗又常遣使通南朝，假中國的威望以對抗日本，遂 迫使大和朝廷不得不謀通聘南朝納貢，想藉南朝勢力取得在半島有利地位，因之倭王歷次遺使受南朝六國軍事安東大將軍等之尊號，以對抗高句麗。櫻井時太郎云： 「此四七八年倭王武通聘之目的，乃在於訴陳東高句麗侵略之無道與抄掠，其用意在請求南朝劉宋之諒解，至少希望宋不為高句麗之後援。當時南朝之宋齊皆以北朝 之魏為大敵，欲制北魏則與高句麗提携較為有利。而我國（日本）之欲牽制高句麗，則與北魏連絡最為稱便，但北魏亦以無端向高句麗用兵對敵於己不利，而不輕易 答應。且由於中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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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句麗，欲與魏通，甚為困難。但欲揷足征服韓土，則只有假藉中國之錫命最為有利，且六國諸事安東大將軍之名，對於百濟及高句麗多少具有作用，因此，乃有遣使朝貢南朝之舉」（註十）。 唯當時南朝偏安江左，自保不暇，更無力援助倭國征服高句麗。結果，僅給以「詔除武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了 事。倭王不斷遺使入貢，雖未能達到借大國尊嚴來壓制高句麗的目的，卻成為日本直接吸收六朝文化的道路。因之，我國文物相繼東流，繪文樣式神獸鏡，就在此時 輸入。此鏡盛行六朝時期，顯為苗族遺物，尤以銅鼓分布為始，繼以象獅子圖示，頗具南方色彩，獅子為南方動物，大和期遣使與劉宋通往時，輸入日本，此類鏡於 日向南部及關東各地出土居多，日人視為國寶。這給予大和朝廷以漢魏文化為中心的影響，至為重要。

註一：沈約著：「宋書」卷九十七倭國傳。

註二：沈約著：「宋書」。

註三：見和辻哲郎之「日本古代文化」第一章。

註四：王輯五著：「中國日本交通史」第四章。

註五：本宮泰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三十四頁。

註六：伊豆公夫著：「日本古代史の基礎問題」二一八頁。

註七：見齊書東夷傳。

註八：岩井大慧著：「支那史書江現れたる日本」三五——頁。

註九：池內宏善著：「日本古代史的一研究」一七七——頁。

註十：櫻井時太郎著：「國史大綱」。

自 西元第一世紀中葉至第二世紀之初，日本北九州倭奴國與後漢之往來，第三世紀之前半葉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與曹魏之往來，降及南北朝大和朝廷之倭五王與南朝之 往來，先後達十次之多，這對於我國文化之東漸，確有很大的作用。自五胡侵入，晉室南遷，中國文化之重心亦隨南移，當時大和朝廷之倭五王遣使入貢，雖未能達 到政治上的目的，欲藉南朝的力量，以對抗高句麗，但在文化上確發生莫大之作用。由於多次往來南朝使節，目覩南朝宮廷之莊嚴儀禮，及人民生活文化之華麗，自 必携帶多種新知識而歸。文獻通考云：「倭人初通中國也，實自遼東而來。……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則以遼東非中國土 地故也。」（註一）是知倭五王通聘南朝，不獨促進互通貿易，我國文化漢學，工藝技巧，相繼輸入，並將佛教經典輸入，不僅使古代日本國民在精神文化及物質文化各方面都躍進於空前開化的時代，並為促進日後大化革新重要的因素。

朝鮮半島對於中國文化之傳入日本，是居於媒介的地位。事實上，中國文化早於殷商時代傳入朝鮮半島，由於年代悠久，因此中國文化與朝鮮文化發生了混同作用，故當朝鮮文化傳入日本，自然也就把中國文化同時傳入，於是日本便從朝鮮半島間接傳入中國文化。

我 們欲研究中日古代交通史，最感困難的，就是我國秦漢時代進入日本列島的先民，其原始史料缺乏。因為日本民族本來沒有文字，是以漢字為文字，其對文字的應 用，為時甚晚。直至遣唐使數度入唐以後，始仿照中國史書方式於元明天皇銅和五年（唐玄宗延和元年，西紀七一二年），由歸化的漢人所編纂的第一部神話式的 「古事紀」。至西紀七二○年，又完成第二部神話史書「日本書紀」，並且為漢文編年史。這兩部神話史書的內容，其主要的目的，一面在加強皇室傳統的權威，一 面盡量毀滅原始的史料。而將日本開國的歷史，追溯到悠遠的古代，因此，在「御肇國天皇」，崇神天皇以前，又來一個神武天皇開國的故事，而神武天皇開國的歷 史，究竟悠遠到古代什麼時候，要從我國歷史上考究，也不過在紀元前二世紀左右，即秦始皇時代。雖然如此，然從我國舊史中許多片斷的記載，以及在西日本一 帶，考古學家發掘的結果，前漢時代的銅鏡、漢璧、漢印，以及王莽時代的貨幣，明治四十二年於樂浪郡（即今之平壤）發掘漢鏡、漢瓦等許多古物，其形式完全與 九州所發掘秦漢青銅劍、銅鏡、金印等遺物似多一致。由這些古物證明前漢時代倭人通使樂浪，而受中國文化影響之大，更足以證明天皇一族的來源始自大陸。（請 參閱前章徐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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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地質學考證，日本列島，原無人類發生。其民族係從外部移入，由於日本「古事紀」完成太晚，其與我國三國志魏志倭人傳，相差竟達四百三十年。陳壽三國志，其 完成在晉太康六年，西紀二八五。范曄的後漢書，雖應在前，然事實上，范曄的後漢書，尚在一百五十年以後劉宋時代，其史料的根據，亦多出之魏志。而魏志東夷 傳有關倭人的資料，又來自魚拳的魏略。因此，有日本三世紀的記述，我國要早於日本五個世紀，在此以前，尚有前漢書地理志燕之條：「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 姓國，以歲時來獻見」。以及山海經、論衡、淮南子等有關倭之記述，這些歷史記載，都足以證明我國在周秦時代，不獨對日本知識已相當豐富，而中倭之間已有交 通往來。

日本古代史 料，何以會如此貧乏，這個原因很明顯的，在於日本民族自尊心作崇，不肯面對事實。而日本歷史是以皇室為中心，經過七世紀大化革新，不惜將古代史與中國大陸 有關係的珍貴史料澈底毀滅，以擺脫歸化漢人的勢力。到了明治維新，日本政府為加強國民軍國主義的思想，對於古來凡與我國有血統關係的史料，都盡量毀滅，甚 至逼迫秦氏族改姓——明治政府勒令，秦氏改稱「波多」、「洞田」等，以及京都秦氏家廟廣隆寺有關秦氏「神廟」，以及史料都遭破壞等事實。經過這多次毀滅， 所以今日吾人欲窮究我國先民進入日本列島的原始史料，除掉我國正史，及從地下發掘秦漢時代遺物以外，更找不到有價值的史料了。

秦朝於公元前二二一年，吞滅六國，統一天下，以期世襲萬代，自號始皇。由於始皇虐政，民不堪其逼迫，終致天下大亂，遂為劉氏之漢朝所取代。漢朝至武帝即位，因懷大志，好勤遠略，征服匈奴，開闢西域，使葱嶺以西五十餘國，相繼歸服，於是漢族文化，因而隨之遠播。

西域既通，南越臣服之後，漢武帝於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又征服古朝鮮，分設臨屯、真蕃、樂浪、玄菟四郡。漢朝勢力擴及朝鮮半島，漢人逐漸移入朝鮮半島，也日漸其多，而形成以後所謂樂浪文化。那時倭人經朝鮮半島而獲悉中國各種進步文明，因之思欲與通聘，乃必然之事。

日本民族自漢以來，即經由樂浪帶方與中國交通，早為史家所公認的事實。

「前漢書」二十八下地理志云：

「三國志」魏志倭人傳云：

「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傳云：

以 上所舉漢書、魏志所載漢代倭人和樂浪郡往來的記事，雖有部分日本學者不同意漢書的記事，但大部分日本史學者都坦白承認上述的事實。如木宮泰彥氏云：「漢書 與魏志所謂倭人即指北九州之住民，已為多數學者所承認。漢書有『以歲時來獻』句，由此思之，魏志謂『漢時有朝見者』。即撰者推測之辭，惟大體近於事實」（註一）。藤田元春氏亦云：「班固之漢書地理志，為中國歷代地誌之白眉，其記事之精確，於今不必喋喋費言贅述」（註二）。高橋健自博士則云：「前漢書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樂浪為漢武帝所建置之郡名，前漢書曾記載倭人曾往此郡之事。此書係後漢明帝永平至章帝建初年間由班固所撰，至少在前漢之世，以今之大同江邊為中心之樂浪地方，已與我國之間有交通乃事實」（註三）。 和哲辻郎氏從考古立場云：「漢書地理志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如後漢書之作者所推測，自漢武帝之征服朝鮮以後，倭人與樂浪間之 交通，已成為公認的事實。先史考古學也提供了證據，就是前漢樣式的古銅鏡與銅劍銅鉾之類，在北九州發現了。前漢時代與中國之間交通，乃非常確切之事實」（註四）。由於日本與樂浪發生交通的關係，樂浪文化遂相隨傳入日本。日本自此間接從樂浪接受中國文化的洗禮。漢人自此由朝鮮半島，逐漸移入日本，中國文化此後便開始直接傳入日本。

後漢以還，光武中興，中倭交通，更形頻繁。倭奴國與東夷各國，相繼入貢朝見。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傳序記其事云：

「建武之初，……遼東太守祭彤，威襲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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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武帝紀云：

「中元二年春正月，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同書卷八十五東夷傳亦云：

「倭 在韓東南海中，依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餘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 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光武賜以印綬」，同書卷五安章紀記其事云：

同書卷八十五東夷傳云：

前 述漢代，倭人前後數次遣使入貢漢廷，這足以證明中日兩國於漢代發生往來的事實。不論日本部分學者對於後漢書有關倭人入貢漢廷的記事，作如何解釋。或謂那時 入貢漢廷的倭人，乃屬北九州土豪私人的往來，不認此為代表倭國的性質。即如早川二郎氏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王奉貢朝賀，此時之貿易皆為各地土豪私人 之舉，並非出自朝廷正式派遣使節之國交」（註五）。照那時實情而論，遣使入貢漢廷之所謂倭國，絕不可能屬於私人性質，應為當時對其若干小國總稱。且當時倭奴國勢力較大，為若干小國的代表，早為部分日本學者所承認。日本素以國體觀念為重，在十八世紀以前，日人對漢封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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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國王金印，多方曲解，甚至對范曄所編纂的後漢書記載「光武賜以金印的事，認為係遊戲文章，並無事實的根據」。那知光武所賜倭奴國王金印，竟於一七八四 年，清朝隆四九年，日本光格天皇天明四年，甲辰二月二十三日，由一農夫甚兵衞在九州北部筑前國那珂郡志賀島（今福岡縣糟屋郡志賀町），南部之叶崎地方的自 己水田掘獲，農夫初不知其為何物，後知為金印，並鐫有篆文凹字「漢倭奴國王」等字樣，乃獻於國廳，質係黃金（現存東京上野博物舘）。經考古學家檢訂確係一 千九百年以前的漢代金印。金印係四方形，廣二‧三公分，厚○‧八公分，上部有蛇形的雕刻，金重量為一‧八克，印面文為陰文隸書體「漢委奴國王」五字，共分 三行，第一行為「漢」字，第二行為「委奴」，第三行為「國王」，字體剛勁有力，一望而知為漢代刀法。（如圖）但金印發現後，日本部分學者，對於印文的解 釋，委奴國的性質，位置，雖多方曲解，甚至說金印並非漢光武御賜，乃係日本天明朝名刻印家高夫容所偽作。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部分史學家感於戰爭失 敗，皇國威望失墜，為表示日本文化自古即具獨立性，乃舊案重提，認為「漢委奴國王」金印，為二百餘年前人偽作，並非真品。

現 存日本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究竟是真品抑或膺品，經過中日雙方考古學者檢訂確認金印係一千九百年前遺物，是中國漢朝光武帝接受九州一個領袖朝貢時，贈予 「倭奴王」的對號，這顆金印，究於何時湮沒？日人也僅知「一度不見了數百年之久」。竟於一百七十年前，在日本福岡附近地下發掘，再度出現。吾人益信漢代中 倭確已有正式使節往來。當時倭人似應居住九州，其與大陸鄰近，往來較早。則與後漢書東夷傳中「倭在韓東南大海中」，又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 國萬二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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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北史稱「馬臺國即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又極相符，是為日本入貢漢廷始見於史書者，建武為光武開國年號，當日本重仁天皇八十六年，西紀五七年。

至 於金印文解讀問題，天明年間日人學者認為「委奴」，應讀為怡土，因福岡縣系郡前原町一帶，古代即為「怡土」國，亦即魏書伊都國原址；至今仍有怡土村存在。 日本學者青田積麻呂所著「後漢金印略考」云：「金印是千古珍物」。三宅米吉博士也著有論文指出漢委奴國王金印，在九州志賀島的發現，確是光武帝所賜，絕非 後人所偽撰，這是考古家最饒興趣的問題。近世又在福岡縣系島郡前原町平原地方，發現古墳，其中發現古鏡的破片，在其附近又發掘青銅鏡三十一面，鐵刀一柄、 瑪瑙、玻璃，以及鹿角製的管玉各數個，玻璃裝飾小珠六百餘，經九州大學考古學家鑑定，證明青銅鏡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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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係我國後漢時代的產物。尤以當時認為稀世珍寶的朱紅瑪瑙、管玉，竟在同一地方發現，原田氏認為係彌王時代後期魏志倭人傳所記載伊都國王的墳墓。梅原末治之 「銅劍銅鉾」中云：「北九州發掘之銅劍銅鉾，在西紀前後二、三世紀間，已製造使用之，乃由中國經過朝鮮，漸次傳入於北九州者，其分佈地域，殆以北九州為中 心，南及於大隅，迤東亦稍波及四國及本州西部。就中以九州之筑前博多灣沿岸分布最密。近發掘者已達二十二處，八十五口。次為對馬島，迄今發掘者達十七處， 五十八口。在九州筑後發掘者達十五處，四十八口，在九州豐後發掘者十二處，四十三口。且在北九州發掘銅劍銅鉾中，其鋒銳而利，備具中國製品之風味者不 少……。至對岸朝鮮方面，以弁辰之故地，即今慶尚道發掘之銅劍銅鉾較多，計三十一口」（註六）。

金 印發現後，經日本史學家考古家考證及發掘青銅器等遺物之佐證，時至今日，大都趨向於認為，「漢委奴國王」金印，是光武帝所賜給「委奴國王」的印綬。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府終於西元一九五六年把「漢委奴國王」金印，指定為「國寶」。而學者之間如岡部長辛、松村勇造、關野雄、栗原朋信、森貞次郎、直木孝次 郎等諸氏，咸認為此印乃光武帝賜給倭奴國王的真印，而為學界大多數人所承認（註七）。至此，我國正史所載日本開化前各種史實的正確性，始為日本多數學者一致公認為研究日本古代史唯一的根據。

註一：木宮泰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一五頁。

註二：藤田元春著：「上代日支交通史之研究」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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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高橋健自著：「日本太古に於の為支那文化の傳來」。

註四：和哲辻郎著：「新稿日本古代文化」一四頁。

註五：早川二郎氏著「日本古代史の研究」二八頁。

註六：王輯五編著：「中國和日本交通史」二六頁。

註七：岡部長辛著：「漢委奴國王金印考」（載日本歷史第六十六號）
杉村勇造著：「金印は果てし偽物つ？」
關野雄著：「中國古代の尺度にいてか」。
栗原朋信著：「文獻に現れた秦漢印璽の研究」。

東 漢末年，外戚專橫，宦官傾軋，國政紊亂，危在旦夕。降及公元二世紀之初，後漢衰亡，取而代之者，則為魏、蜀、吳，鼎立而三，史稱三國時代。曹魏在北方，其 與日本往來，較為便利，故日本與魏國往來，始於魏明帝二年（二三九年），此後九年間，日使入貢前後四次，魏遣使至日二次，這時中國與朝鮮半島皆因戰亂不 休，大批中國人民紛紛經由朝鮮半島移居日本，他們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修養，或在學術學藝上有所專長，到了日本之後，把中國之學藝智識傳授日人，這對日本社 會文化之發展，確有很大的貢獻。這時可稱為中國文化東漸第一期。

三國時代曹魏與日本的往來，在中國正史中可考者：

太平御覽所引魏志本文則云：

梁書卷五十四東夷傳亦云：

以 上所引，可知古版魏志與梁書東夷傳皆為景初三年，即倭女王卑彌呼第一次遣使入貢魏天子，乃景初三年（西元二三九年），而非景初二年。蓋卑彌呼遣使入魏朝 貢，乃在魏征服遼東公孫淵後，收復帶方、樂浪等地，威振朝鮮半島，因之倭女王乃遣使朝貢，魏倭往來逐漸頻繁，從第一次魏景初三年（二三九年）起，第二次正 始四年（二四三），第三次正始八年（二四七），第四次正始八年魏使入倭。當時魏倭往來何以會如此頻繁緊密？在魏蜀吳鼎立形勢中，曹魏所懼者為東吳，因孫權 於黃龍元年（二二九），實施遠交近攻政策，曾遣使前往遼東及北韓公孫淵通好，公孫淵亦採取兩面政策，除事魏外，又遣使通吳，淵於魏太和六年，向吳稱臣，並 獻土產，孫權大喜，並封淵為燕王。孫權又向高句麗通好，藉以威脅魏國，東吳如此行動，刺激魏國很大，對東吳更具戒心，遂促魏國征服公孫淵。魏於景初二年遣 司馬懿征服遼東，斬公孫淵父子，傳首級於洛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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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復帶方、樂浪等地，威脅半島，東夷征服。正於此時，倭女王卑彌呼以大夫難升米為正使，都市牛利為副使，於魏初三年（二三九年）携帶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及斑布二四二丈等物前往帶方，會同帶方人員前往洛陽，向魏國朝貢，這是魏倭第一次遣使通聘。

公孫淵滅亡經過，魏志公孫度傳記其事云：

當魏吳對抗時期，倭國位居東吳東南海上，為一大國，魏國頗為重視。魏志東夷列傳云：

以上所舉地名，方位里程，經一般考證結果，認為狗邪韓國，即今韓國金海地方，為自韓國金海地方，為自韓渡日必經要道，帶方即今之朝鮮京畿南部，對馬一支國，即對馬、壹枝兩國。位於朝鮮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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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九州之間。末盧國，即今之九州肥前之松浦郡，伊都國，即今之筑前之怡土郡。奴國即今之筑前博多地方。邪馬臺國之所在，即今之九州肥後之北部，日本古代人 口戶數最稠密的地方，至於卑彌呼是否即神功皇后，尚有爭議。倭國既屬東南海中大國，公孫淵滅後，遣使入魏朝貢，實使魏對卑彌呼儘可能加以優待，使其成為友 好國家，以免其傾心於吳。因之，魏對倭國入貢，極表重視，魏明帝深嘉倭女王之忠孝，乃詔以卑彌呼為親魏倭王，並贈以回禮，賜以金印。（如圖）魏志卷三十倭 人傳記其事云：

並於正始元年（二四○年），派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同志亦記其事云：

曹 魏時代，倭女王前後遣使入貢四次，魏亦遣使節赴倭通聘，兼以宣示天朝鴻恩。漢光武建武中元二年（五七）曾冊封「倭奴國」金印，卑彌呼對金印所具的權威，應 有更深切的認識。倭女王卑彌呼獲得如此崇高榮譽，魏倭關係更形親密。日本自江戶以來，日人在民族自尊鼓舞之下，痛恨魏廷賜「親魏倭王」之詔書，大傷日本國 家之體面，盡量避免魏志邪馬臺國與日本皇室中心地之大和朝廷有相聯歷史性的關係，因之江戶時代許多著名史學者如本居宣長、鶴峯戊申等竟說邪馬臺國女王卑彌 呼，根本與皇室毫無關係，僅為當時佔領九州一角的先住民族熊襲女酋。內藤虎次郎博士說卑彌呼是大得朝廷的的倭姬命（垂仁天皇之女）。日本書紀及志田不動麿 （東洋史上的日本：支那史——國史與海外史的交涉）等，則認為卑彌呼就是神功皇后。不論日本學者對邪馬臺國位置及卑彌呼如何曲解，倭遣使入魏朝貢，却為千 真萬確的事實。而對魏志所記日本古代社會的情況一致公認為珍貴史料。如上田正昭氏云：「魏志倭人傳為晉陳壽所撰三國志之一部分。但此只有二千零八字之倭人 傳，對於研究日本史的人誠為無價之寶，且為確實可靠之詳細的文獻」（註一）。肥後和男氏云：「誠然魏志倭人傳乃有名之史書，藉之與我國之古事紀或日本書紀之記載，互相對照，可以考察日本原史時代之形勢」（註二）。青木和夫氏云：「抹煞魏志，便沒有討論日本古代的資格，而其所載有關邪馬臺女王與魏之往來，當係事實」（註三）。 但對邪馬臺國位置及女王卑彌呼為何許人，我國兩位史學者却有中肯敘述：一、衞挺生教授說：「魏之政治力量，既新擴展至帶方，倭之政治力量，亦新擴展至新羅 國。於是中國之魏天子與海東之倭王國，遂而因境地相接。神功皇后以不世出之女子，喜勤遠略，既經親征，率師在韓，則遣使始通曹魏，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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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形勢。故遣使通魏之卑彌呼，必為神功皇后，毫無可疑。日本古代史家，本亦確認為神功皇后通使曹魏，未予置疑（註四）。 二、朱雲影教授亦云：「我們看來，邪馬臺國很可能是大和朝廷的前身，大和朝廷的發祥地，本在九州，黑板勝美據古事紀所載地名的詳略，推明大和民族的蕃衍， 其在九州四國者，實早於本州」（見日本史研究）。日本書紀以卑彌呼為神功皇后，神功皇后，宋史外國傳日本國作神功皇后，這表明邪馬臺國為當時大和民族在九 州建立的最強部落。卑彌呼是當時九州大和族的共主。邪馬臺國的勁敵，是狗奴國。狗奴國為熊襲族所建立，是多數學者承認的。白榔秀湖說：「熊襲位於邪馬臺國 的南方，在日向、大隅、肥後之間，屢與中國及朝鮮交通，而吸收其文明。」（見二千六百年史）由此可知，當時九州的種族鬪爭，是相當激烈。我們必須明白此種 情形，才能理解魏室賜給卑彌呼封號的重大意義，由於邪馬臺國獲得倭的支援，大和族遂鞏固了種族的領導權」（註五）。李毓田先生，亦斷定卑彌呼即為神功皇后」（註六）

以 上所引中日兩國史學者對於邪馬臺國之位置及卑彌呼係何人，雖異說紛紛，莫衷一是，但魏志倭人傳所記載日本國家形成期間的社會狀態，確為日本史學家一致公認 為最古的最重要的文獻，是為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唯一可靠的基礎，由於日人自尊心太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軍國法西斯主義聲勢極盛時，曾禁止任何人加以討 論卑彌呼這個人。迄今對卑彌呼仍未獲得符合科學性研究的結論，這該是日本史學者的遺憾！

註一：上田正昭著：「日本古代國家成立史の研究」第一編第一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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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肥後和男著：「日本文化の源流」七頁。

註三：青本和夫著：「魏志倭人傳の研究」。

註四：衞挺生著：「日本神武開國新考」三○二—三○三頁。

註五：朱雲影著：「中國文化與日本建國」一二頁（載於中國文化論集）。

註六：李毓田著：「古代中日關係之回溯」二五—二六頁。

中 國古代，稱日本為「東夷」，或「倭」，或「倭奴國」。唯「倭」，或「倭奴國」，原為音譯，這是古代中國人給予當時日本的一種名稱。不僅中國史書中有此種 呼，即日本古文獻中，往往亦自稱為「倭國」，或「大倭國」。如聖德太子所撰之「法華經疏」中，猶自稱為「大倭國上宮太子」。而日本書紀作者，以魏志東夷傳 中的邪馬臺參比大和國；以倭女王卑彌呼比擬日本神功皇后。初唐以前的中國史書稱扶桑三島為「倭」，或「倭奴」；稱其住民為「倭人」。降至盛唐之世，日本國 內漢字發達，深感「倭國」之不雅，因倭字釋義，有「柔順」，或「順從」之意，有傷國體尊嚴，因此，乃修改其字，不稱「倭」，或「倭奴」，而稱曰「日本」。 新唐書記其事云：「日本古倭奴也，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稱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舊唐書亦云：「日本國者倭國之別 稱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而史記夏本紀「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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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服」句下，張守義則云：「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在百濟，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由此可知日人之改國號為日本，尚不出公元七世紀後半期，並為武則天所改。

日 本於六朝初期，始採用漢字，而與中國往來，中國書稱之為「倭」，於是倭字成為「セマト」的訓讀漢字，「セマト」成為漢字倭的訓讀和音讀。倭國，大倭國與 「邪馬臺國」、或「耶馬臺國」、「邪馬推國」等，遂成為一個名稱的幾種不同的漢字記法。其致隋煬帝之國書，自稱其君主為「日出處天子，而稱煬帝為日沒處天 子」，為其外交上最得意文書，故以為名。至盛唐時代，經數度遣唐使，日本國內漢學日漸發達，漸嫌漢字「倭」有「順從」，「柔順」涵義，頗覺有傷民族自尊心 及國體尊嚴，遂將倭國改稱為日本國。其國都志曰：

就 上引證的事實，據衞廷生考證曰：（一）日本稱天皇二字，當在唐高宗上元二年（六七四年），八月高宗皇帝自稱天皇，其后武后稱「天后」，日本事事倣唐，因 此，日本「天皇」漢字稱號，必在高宗以後，大唐天子決沒有倣用日本君主漢字稱號的可能，大化元年反在上元元年以前三十年。因此在此時二個漢字稱號的存在， 絕對不可能。（二）中國文書中，直至武后長安元年，始有「日本」國名發現。去太宗貞觀十九年已及兩世，因此，日本天皇四字，在大化元年絕對未見，這是七二 ○年代「日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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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作者妄將年代提早三十年以上。（見衞挺生著神武天皇開國新考）

新唐書曰：

「日本，古倭奴國也。……咸亨元年（六七○），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冊府元龜載有：武后長安元年，十月戊辰敕曰：

就 此可見武后對於日本遣使是何等的重視？冊府元龜並載武后謂朝臣曰：「去年黃河清，今年日本遣使來朝」，其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也。至於日本國名稱，在梁時日本 國內僅知有「倭國」之名，尚不知有「日本國」名之存在，中國朝廷亦不知有日本國之存在。直到唐咸亨元年（六七○），遺使賀平高麗呈其國書，仍用「倭國」名 號，至唐高宗咸亨元年（六七○年）以後，始更號日本。冊府元龜所載武后長安元年（七○一年）敕書，始稱「日本國」。其與續日本紀所云：日本文武天皇慶雲元 年，即唐武后長安四年（七○四年）。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國至，所述初至唐時答人問：初稱「日本國使」等事。以此證知「日本國號」名之成立與對唐使用，確認在 高宗與武后時代。唯新國名之改革，仍以漢字之名稱為限，至於其國人之訓讀，則日本亦仍為「セマト」，亦即「邪馬臺」之意。至唐玄宗天寶十一年（七五二）， 始由大倭國與大養德之訓讀，改為漢字同音字的大和，所以後來的大和國、大和文化、大和民族等，其實，仍都從「大倭」演變而來。今「日本」、「大和」兩名稱 並用；有時訓讀，有時音讀。考「日本」二字音讀為Nippon或Nihon，但古代讀法，如日本書紀神代紀將「日本」讀作Yamto音，常與「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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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to相混雜。Yamto，等於倭字，起於筑前倭奴（伊覩）王通漢，中國人稱日本為奴國。此外日本二字當讀作Hinomoto，即「日之本」的日本讀 法，含有「日之出」的意義。後來音讀流行，有讀「日本」二字為Nippon，或聲音稍柔作Nihon，西洋人稱之曰：Japan, Japon, Nihon，至明治時，始把「日本」二字的音讀為Nippon或Nihon，定為正規格的讀法Cipango，皆由日本之音讀而來。

關 於日本建國年代，日本舊史家附和日本古史的神話說法，認為「天孫降臨，神武東征之結果，組織和協的聯盟，遂以成立日本國家」，而把日本開國的紀元年代，提 前到西元前六六○年（約當我國春秋魯閔公二年，周惠王十七年）。事實上，日本古史的神話，都屬假託、傳說，毫無歷史的根據。

日 本列島在西元第一世紀以前，尚處於部落國家的狀態，究竟有多少部落，在日本史書毫無記載。但在我國史書卻有明確的記錄，例如漢書地理志云：「夫樂浪海中有 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後漢書」東夷傳云：「倭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 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三國志魏志倭人傳云：「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小島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驛所通三十餘國。」

於 以上所舉史籍，可見在西元一世紀以前，日本部落國家，多達百餘國，及至西元三世紀初葉，互相吞併結果，尚有三十餘國。根據漢書地理志，後漢書東夷傳及魏志 倭人傳的記載，日本在西元第三世紀後半期，尚處在部落互相攻伐戰爭狀況，在這些部落國家互相吞併中逐漸形成日本列島三個政治勢力。誠如陳水逢氏云：第一個 是在北九州地方以邪馬臺國為盟主，居銅劍銅鐸文化圈；第二個是出雲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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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屬銅鐸文化圈；第三個是以奈良附近大和地方為基礎的大和勢力圈，為彌生式文化的中心。這三個勢力圈，經過若干年代，又再發生吞併，其中大和勢力圈力量最 大，結果終於在西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之初，平服了邪馬臺國及出雲勢力以及其他小國，至此大和朝廷完成了統一國家的建設雛型（見日本文明開化史略四一頁）。 由此可知，日本真正開國的年代，則在四世紀初葉，正當我國南北朝時代，大和朝廷倭五王先後遣使中國南朝朝貢，詳於次章。

中日兩國二千餘年的歷史關係，早於先史以前，即開始接觸。其於古代日本文化的形成，典章制度的建立，溯源探本，皆受中國、朝鮮、印度等國文化洗禮，尤以中國道德文化，對日本文化的開發，貢獻尤大。

我 國史書中早有記載兩國通往的記錄。姬周時代，王充論衡第八儒增篇、第十三超奇篇及第十九恢國篇等，都記有周成王時代倭人貢暢之事，而山海經海內北經第十二 有「蓋周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的記事，以及近代於日本出土的，先秦時代燕、趙、齊、魯等國貨幣明刀。明刀是出自燕國，在大陸各地，如遼東半島營城子，旅 順附近，遼陽太子河附近，以及朝鮮半島各地，先後都有發現明刀，從明刀分佈現象，不特說明了中國古代金屬文化，乃循朝鮮傳入日本，並證明了日本在春秋戰國 時代，已與我國有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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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漢武帝於元封二年（一○八年）征服朝鮮，分置樂浪、致屯、真蕃、玄菟四郡，中國既與三韓接壤，交涉來往頻繁，秦漢先民往朝鮮逐漸南移，渡海至日，中日交通亦逐漸頻繁矣。

中 國文化輸入日本，據正史記載當為應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年），百濟阿直岐赴日為始。阿直岐又推薦百濟王仁博士。王仁於應神天皇六十年（二八五）携論語十 卷，及千字文一卷至日本，論語為培養日本國民思想的根據，千字文為日本國民發表言語的工具。自此以後，百濟經常遣五經博士赴日交替，降及欽明天皇十五年 （五五四），日本已輸入禮、樂、書、論語、孝經等五經。因受中國儒家文化啟發，自此日本更積極地吸收隋唐最新文化。

中 國文化以仁義為本，歷代君主崇尚王道政治。重「禮教」與「德化」，又稱「德治政治」、或「禮治政治」。儒家文化傳入日本後，一面啟發日本禮化道義的精神， 一面啟示日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心。人君謀治國治民之道，應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胸襟，以臨其民，然後才能克盡君道。這個王道文化思 想，啟發日後大化革新機運。

自 應神天皇以來，經朝鮮半島移入日本之歸化人之手，大量攝取中國文化。自秦漢以來，以至三國，魏晉之際，內亂不已，沿海各地，秦漢先民紛紛經朝鮮南下，逃往 日本，這些難民中有不少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修養，或在學藝方面有所專長，他們到了日本，便將中國的學藝技能知識，傳授日人。因此，對於古代日本文化及發 展，貢獻很大。這是中國文化輸入日本的第一個階段。這批歸化人實居於當時日本文化社會指導地位。他們在政治上或社會上都享有優厚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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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日本史籍，漢人從樂浪、帶方兩郡大量移入日本列島，是在西紀三世紀應神天皇時代，當時應神天皇大肆造船，秦漢時在韓遺民弓月君，一稱融通王，於西紀二七四 年，率領百二十縣人民至日本，弓月君自稱秦始皇五世孫或十三世孫，故日人稱其為秦。弓月君東渡時，據傳曾遭新羅所阻，應神天皇遣葛城襲津彥迎接於海上。另 一漢人集團亦相繼東渡，則在應神天皇二十年（二八九），由阿知使主及其子都加使主率領方都郡七大姓十七縣男女二千零四十人，避居日本，自稱為後漢靈帝三世 孫或四世孫，日人稱其為漢，其部或稱漢道。應神天皇三十七年（三○六），阿知使主，都加使主父子，奉命至吳（建業）求女工，得兄媛、弟媛、吳織、穴織而 歸。把中國紡織技術傳入日本；雄略十四年（四六九），身狹村主青等使吳，與吳使及女工漢織、吳織、縫衣女同至日本。吳服物亦傳日本。於是歸化人不僅擅於養 蠶織絹，並把養蠶及紡織技術傳授日人，開日本織絹之新紀元。

根 據雄略、欽明等紀，在雄略天皇時代（四五六——四七九），秦人在京畿人口中竟佔九十二部，共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人。欽明元年（五四○），秦人戶數計為七千零 五十三戶，較前更有增加，古語拾遺云：「秦漢百濟內附之民，各以萬計」，尤以桓武時代秦氏一族勢力，以及秦氏後裔，不獨具有左右皇室權力，並對國家政治財 政，以及社會經濟發展，都有其雄厚的影響力。至推古天皇十一年（六○三），聖德太子為酬謝秦氏一族對皇室的恩德，特將其最高貴的佛像，轉贈秦人，為安置佛 像，特建立中國式寺廟——廣隆寺。至今京都四周尚有平安初期秦氏所建神廟，如賀茂、松尾、稻荷等神社，無不與秦氏有其深長的關係。在弘仁年間（八一○—— 八二三），朝廷所編撰的「新撰姓氏錄」中，當時以京畿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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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城、大和、攝津、河內、和泉等各重要地區，其全部一千○五十九個氏族中，秦漢兩系歸化人系的氏族竟佔三百二十四個，幾為全體氏族的百分之三十。

據大藏朝臣一族忠臣姓氏錄，內分八千大姓，但係出自漢劉氏，任城主三十六代。威震九州者，凡六百五十八年，抵抗元人之東征，即出此族後裔，大隈重信、犬養毅等均出於此族。

原田氏家譜所引漢劉氏同族會成立之頒佈辭謂：

據坂上氏系圖所記，當時漢人初至日本時，大都居在大和國高市郡。其情形：「人眾巨多，居地狹隘，更分置諸國；攝津、參河、近江、播磨、阿波等漢人村主是也。其他氏族僅佔十分之一、二。他說：高市郡內檜前忌寸，十七縣人夫，滿地而居，他姓十中不過一二」。

漢獻帝之後裔，則有：廣原、當宗、志賀、大友、安墀、春良、錦部、山城、河內、永野、臺等氏。又高村、真神、田邊、大原、廣海、吉水、交野諸氏，亦都係漢人後裔。德川時代，漢學盛行，劉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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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學者輩出，彼等多仿華風，省略其二字姓，或三字姓，直恢復漢姓，用一字名或二字名。如劉精理、劉元簡、劉琴溪、劉韶等，不勝枚舉。

據 日本史籍記載，初期歸化的秦漢兩系遺族，經過三世紀後的應神，四世紀的仁德，以及五世紀以後的履中反正，允恭、雄略、清寧、仁賢等朝，漢氏一族的活躍，實 為整個日本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履中時代，並掌握了日本重要文史大權，成為當時有力統治階級的一份子，對於大化革新前後數世日本文化的創建，發揮了無比貢 獻。當時歸化人在日廷中已擁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對皇室興廢，國都遷移，以及社會經濟建設，都有其無比影響，尤於當時政治上公文書之起草，財物之出納，以及 外交文書之處理，均為歸化漢人所壟斷，其勢力所至，直接影響到皇室安危，以及政治的榮枯，對漢文傳播，以及和化工作上，更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姓氏錄中所 提到的秦漢人系統氏族，實際上掌握了古代日本國家的命脈。

日本古時代之歸化漢人系統表：

我 國早在殷商時代，就知耕稼種植、畜牧、養蠶，進入農業社會。迨至姬周之世，實行井田制度，發明鐵製農器，並設農官，督導農業。因之農業生產日漸發達，而周 室勢力逐漸擴張，降至春秋戰國之時，長期戰爭的結果，沿海居民向外移殖；四鄰夷戎，亦逐漸受中夏文化陶範，於是諸夏文化遂逐漸隨而向外開展。

中 日兩國，隔海毘鄰，彼此往來，在信史之前，必已發生。誠如岩井大慧所云：「鄰國朝鮮及中國，由於特殊的地理狀況，較之今日所想像者，似乎更為接近。對馬與 南韓僅隔一葦帶水。對馬與壹歧，壹歧與北九州之間，其位置配合，頗便於渡海。若從吳越（江蘇浙江地方），出海而浮，棹一扁舟，可達我國九州北邊或西邊，故 在史書未有記載之若干年以前，或已有若干私人間往來，乃不難想像之事。」（註一）

日 本正式遣使通聘我國，始於何時？主張不一；或斷自崇神天皇時為遣使通漢之始。如貝原益軒云：「中華者聖人之國，風土中正，四方朝貢之所也。故云『中國』， 後漢光武之時，日本始遣使通中國。其後歷代，日本使節屢至中華，學彼法制歸來，或止而習學商。我國人之通漢學，習聖人之書，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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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者，皆中華之恩化也，豈可忘其德乎」。（註二）

在我國學者中，亦有不少人主張此說者。即如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云：「倭在韓及帶方東南海中，依山島而居，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餘國」（註三）。但在中國古代文獻中，首載倭人的記事，則為山海經及王充論衡。山海經，係屬周秦時人所述，其與漢書王充論衡，同為歷史上著名的古文獻。司馬遷大宛傳說：

「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經邢讓序山海經云：「蓋此書跨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

山海經所記神異怪物雖未能盡信，但以「倭」作為國名，最早出現於中國典載者，即為山海經。如云：

所謂燕，在周時是包括舊直隸省、奉天省及朝鮮北部而言，照上述文字的解釋，燕國顯然為韓國的一個民族，而倭在那時是屬於燕。則我國與日本的往來，在姬周末季，似已發生關係。次為班固前漢書與王充論衡，亦有倭人的記事。

前漢書地理志燕地理條云：

論衡第八，增儒篇云：

論衡第十三超奇篇云：

又同書第十九恢國篇云：

這些雖屬片鱗的記載，然王充為東漢和帝時人，其所言倭人貢暢，當有所本。足以證明中日於紀元前二、三世紀間已有過交通往來。

周 末春秋戰國之時，變亂日甚，生民顛沛流離，不堪政治上壓迫，紛紛相携逃避戰禍，移居朝鮮半島，最顯著者為箕子率五千殷民逃避平壤，衞滿率燕民建國於朝鮮半 島；於是中國文化相隨傳入朝鮮，朝鮮半島便在中國文化照耀之下，逐漸滋長。日本與朝鮮僅隔朝鮮海峽，咫尺相距，隔海相望，兩民族早有往來，且有左旋回流， 航行較便。故日本可經由朝鮮半島與大陸中國交通，故在先秦時代，中日兩國發生關係，雖缺少信史可據，然非絕不可能之事。鳥居龍藏博士認為朝鮮半島與日本早 在原史時代以前的石器時代，就已有往來關係（註四）。內藤虎次亦認為在戰國末年，日本便開始接受中國文化（註五）。日本與朝鮮之間，既早在石器時代便已往來，則日本從朝鮮半島獲悉中國文化的進步，而發生仰慕之情，繼而思欲溝通中國，乃屬必然之理，是故日本在周末通聘我國，自屬可能之事。我國學者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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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儒云：「中日關係之發生，由來已久。周武王滅殷朝之紂王時，封箕子於朝鮮；可知殷周之世，朝鮮既入中國版圖，日本與朝鮮相距甚近，僅隔對馬海峽，一衣帶 水而已。則其時，日本有人至朝鮮，而朝鮮亦有人至日本，乃無容置疑之事。降及我國秦初，天下大亂，燕齊人民，往往朋侶相携，走食他鄉，或北而航直隸海峽， 或東而循遼水上源，布滿於遼東半島及朝鮮一帶。於是日本之風土人情，直接傳播移民，間接輸入中國，戰國時人之知倭有所謂三神山者，蓋即日本也」（註六）。

在周末春秋戰國時代，日本已通中國，除上述史籍記載及兩國學者研究心得者外，吾人更可從考古學者於日本備後三原訂和備長邑六郡山手村，發掘先秦時代燕、趙、齊、魯等國貨幣明刀（註七）。「明刀」是出自燕國，在遼東半島，旅順附近，遼陽附近，以及朝鮮半島，平安南北道先後都有發現。由古代明刀分佈現狀，不特說明我國古代金屬文化，乃循朝鮮半島南進，傳入日本，更可證知日本在春秋戰國時代，即開始與我國發生交通往來。

司馬遷所撰寫的史記，是我國古代文獻的泰斗，也是世界史學者公認為世界最早的一部史官筆錄。其記事的真實性，自非一般史書所可比擬。史記封禪書及秦始皇本紀所載：那時中日交通主要人物——徐福，雖極簡明，然却具歷史的真實性。

史記第二十八封禪書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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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載：

自齊威王元年（公元前三七八年），至燕昭王末年（公元前二七九年），恰為一百年，是追求東海三神山之時期。所謂三神山，經現代學者梁嘉彬氏作文考證，「蓬萊」即今之日本，「瀛州」即琉球，方丈即今朝鮮西南濟州島（註八）。

同書秦始皇三十七年載：

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伍被答淮南王安書有云：

伍被答淮南王安書與秦始皇本紀所記，雖略有出入，伍被是當時博學之士，見聞廣博，所列舉秦始皇重大的措施，確為真實。

徐 福入海求仙的故事，不獨散見我國歷史中，即在日本史籍中，亦數見不鮮。如日本通鑑：「孝靈七十二年（秦始皇二十八年，西紀前二一九年）秦人徐福來」。杜羅 山之「羅山文集」曰：「徐福之來日本，在焚書坑儒前六七年矣」。松下貝林之「異稱日本傳」亦謂：「夷洲、澶洲，皆稱日本海島，相傳紀伊國熊野山下，飛鳥之 地，有徐福墳」。又曰：「熊野新宮東南，有蓬萊山，山有徐福祠」。新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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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美之「同文通考」中，亦曰：

又日本和歌山縣史蹟名所誌中亦載：

徐 福東渡，至現在已有二千一百七十餘年，他偕從者七人的墳墓及祠碑等，迄今尚巍然存在於紀州牟婁郡新宮町，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日和歌山縣田保朥會主 辦，曾舉行一次徐福渡日二千一百年紀念會，以追思這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海外探險家。一九六九年（民國五十八年），日本妙心寺及和歌山當地人士為紀念二千一 百七十餘年前東渡之徐福，特於此興建徐福廟及右為觀音寺，左為關羽寺，工程費用計一億五千萬的日幣，並邀請我國何應欽將軍、立委程滄波等二十七人，前往參 加該廟落成典禮。

徐福 東渡的目的，是在逃避秦始皇的暴政，故假借「求神藥」的美名，携帶百工五穀，向東方大海中，尋求樂土，開闢新世界，他知道秦始皇貪生怕死，欲求長生不死之 藥，因而上書說願到海外求神藥，這完全是一種巧計。他率領數千童男女及五穀百工到日本，不但征服當地土著，開闢農業，使當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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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獵生活而進入農業社會，不獨使日本從舊石器時代，越過了銅器而進入鐵器時代，對中日兩在民族文化交流，亦有很大貢獻。這從日本各地發現秦代銅器物品，更可以證明徐福等秦人東渡，以有力之佐證。

誠如藤田元春氏所云：「秦朝之銅鈕、銅鐸、銅鉾，以及細線鋸齒文鏡等物，在我國太和之吐田鄉，長門國豐浦郡梶栗之濱，以及朝鮮慶州入室等同時出土。這種事實，乃說明了秦至漢初之間，中國文化東漸之情況」。（註九）而 栗山周一氏亦從考古學觀點云：「銅鐸民族之繁榮時代，大概係公元前二百年前後為中心，而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五百年，這就觀點而言，但馬民族說和秦人說乃確 為最有力。何以故？蓋銅鐸之厚手形之古拙者在山陰方面而發現者多，並伸延於北陸，且自出雲至朝鮮半島之廈州有所連絡。此可知太古之交通線乃自但馬出雲延伸 到朝鮮半島，而模倣大陸之古墳最為顯著之方墳系統，亦散佈在此交通線上。……亦即秦之滅亡年代為西曆前二○六年，而秦氏則以此時代為中心，大舉自朝鮮半島 南下，沿著山陰之交通線，以近畿為中心而繁殖。……後來這些秦人，雖受倭人東遷之壓迫，但在文化上倭國却非其敵。倭人雖以武力征服秦人，但却反而被秦人之 文化所征服」。（註十）近代日本海左旋回流路之發現，更證明秦人至大陸民族東渡的可能。故徐福東渡，不獨可窺見秦代中倭兩國已有往來交通，而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更有無比的貢獻！

在 日本學者中亦有認秦代航技尚未發達，徐福不可能遠航日本。要知道，中國航海的技術養成，早於孔子時代，南方吳國，已有「徐承率舟師入齊」之舉。越王亦有 「戈船百艘」徙都琅邪的龐大海運。徐福樓船東航，在徐承由海道率舟師入齊之後二百多年。徐福所率近百艘東航，其中必有優秀航海技師舵手。在此時期，只有東 南沿海的舵手，對東海與黃海間航程較為熟習，而彼此相去之遠，尤甚於日魯之間。徐福既奉始皇徵召令，誰敢不聽？在這種情形之下，東南沿海的舵手，奮其冒險 犯難的精神，東航日本，並非絕對不可能的事。

再 就日本海之左旋回流而論，經朝鮮半島渡至日本，更屬意料中事。山東半島與朝鮮半島僅隔咫尺，東西對峙，徐福等由山東半島登舟東渡，不難漂至朝鮮。當時朝鮮 南部，三韓鼎立，馬韓位於西，辰韓位於東，弁韓居其南。後漢書東夷傳韓國之條謂：「辰韓耆志自言，秦之七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與之，其名國為邦。馬 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別為徙，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

於 此可知辰韓領地為馬朝所割與，因其多避難於半島之秦人，故亦稱之曰秦韓。徐福等秦人群之入海求仙，亦多為逃避始皇暴政而東渡的流亡群。由山東半島東渡之徐 福等秦人群，亦不能說其絕對不能漂至辰韓，更不可說其與辰韓無關係。假使辰韓即是秦韓，則徐福等秦人群，當住於此半島東南部之秦人集團，為滿足其擴張欲及 探險起見，自不免奮發前仆後繼，三三五五乘獨木舟任其漂流，卒因日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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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旋回流關係，而漂至日本山陰地方。徐福本人是否即由辰韓漂至日本，此尚非重要的問題，但辰韓不僅為避難於半島秦人所居之地，並為徐福等秦人群東渡的出發地，亦復為測驗日本海流之投瓶地點。

栗山周一為研究日本古代史權威學者，他認為秦人之大舉東渡為天降民族及倭國建國以前之事實。其東渡年代亦不出秦朝滅亡時（西紀前二○六年）為中心，由半島南下，沿山陰交通線而繁殖於近畿中心地域，這與徐福等秦人群之東渡，並無衝突，似皆利用日本海左旋回流的航線。他說：

綜觀先秦以前之中倭交通，往往利用日本海左旋回流。由米島漂至日本山陰出雲地方，遂以出雲地名為其族名，旋以人口漸多，繁殖於近畿大和等地方。迄今秦姓諸氏仍多繁殖於奈浪、平安等地方，乃其明證。近據日本考古學者鳥居龍藏、梅原末治等研究日本山陰發掘古銅鐸，他說：

這又證明秦人係大陸民族，即銅鐸民族之先定住於山陰等地方，然後逐漸東移至本州腹部諸地，是故徐福東渡，不獨使我國文化東渡，並開闢新殖民地，奠定二千年來中日民族文化交流的基礎。

根 據日本古史所載：「神武天皇乘天磐船，從天而降，皇師遂東，舳艫相接。」這證明神武天皇不是日本人民，乃是外國人，並且與船隊同來。日本學者既公開承認神 武從天而降，不認其為日本人民，然則神武究來自何處？總不能說像耶穌一樣，謂其自然存在者，況神武降臨日本時，率大船隊，其後十餘年間，又有討平三島的武 功戰績。日人尊為「狹野彥」、「盤余彥」，皆視同部落長官，這又證明神武是人而非是神，又歷歷可記。

日 人既知神武不是日本人民，然則必來自外國，實是外國人。是南方人呢？北方人呢？還是泰西人呢？在那時候，南方的琉球臺灣沒有文化，南洋群島、馬來亞尚在蒙 昧時代。北方的北海道、千島群島、曄太沿海州與本島之北部，同滯在石器時代，都不能產生神武建國的新文化。自印度以西，當時文化已達相當的高度，但因距離 太遠而人種又不同，更不可能來。朝鮮半島與本島，同為大陸文化射發地區，當時半島南部的文化並不高，較高於日本文化者實無幾。故朝鮮當時更不可能產生神武 建國的高度文化，最後唯一可產生高度文化的神武，只有大陸中國。

日 本民族學者岡正雄在其「日本古代文化層」一書中，曾分析日本民族有關宇宙創造的神話為：（一）高天原，（二）混沌原海，（三）天地分離，（四）陰陽原理， （五）天之浮橋，岡氏引證許多實例，認為上述的神話，殊為複雜，可能係由多種不同的民族，先後傳入。且與古代朝鮮、滿洲、臺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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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華南地區的苗族，有其明確的關聯，其第一「高天原」，第二「混沌原海」，以及第五「天之浮橋」，這些足以證明日本民族從外部渡海前來的原始形態。根據日本 九州福岡一帶的傳說：日本民族最初由中國大陸東南沿海進入之日，其登陸地點，係在津市一帶低窪海岸，從津市遙望太平洋，海天相接，宛如「高天之原」，所謂 「天孫降臨」，即由此種對海洋錯覺而來。徐福所率船隊進入日本，從海岸望去，猶如從天而降，這又證明神武即是徐福。日本人種學之開山祖師德儒貝爾慈氏，分 析日本民族為蝦夷、馬來，中韓等族混合構成。而斷定貴族與中韓貴族無異，是以「天降民族」，即為中韓系統的民族。因此，天降民族之為琅邪入海人，在民族學 人種學上極合乎科學的根據，徐福所率領三千童男即為神武天皇開國的貴族，考古學家發現天津神族的遺骸，都是神武開國以後，次第繁殖，這又證明徐福所率盈萬 華人東渡，已構成日本民族的精華。今之日本貴族中大都為秦漢歸化人的後裔，神武之為中華人系，史實如揭。日人飲水思源，自不應再汙衊神武不是徐福，而自陷 於汙衊祖先的罪過。

神 武與舟師東征，其所用的兵法，都出自中國大陸戰國時代高度戰略；其對於部屬，及撫慰島民，因彼等知識低下，不可能以禮義相訓，只有代之以神權政策。原來徐 福賺始皇，既用神術屈服始皇，更可以神術馭無知無識的軍民。徐福以此神術的謀略，竟使日本天皇系統，成為全世界有史以來最久長的王朝，相傳迄今二千一百七 十餘年，神武足智多謀，高瞻遠矚；若無春秋戰國學術修養，焉能成此大業？論情衡理，神武若不是徐福，焉能有如此智慧？徐福、始皇、漢高祖為同一時代人。始 皇暴戾，不足以成大器；漢高祖寡恩少學，故死後叛亂叢生，唯徐福博學多才，能使其建國達二千一百七十餘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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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對此光榮已極，何自卑之必要！

近人衞挺生教授所著「日本神武開國新考」（註十一）， 考證神武天皇即為徐福。神武天皇為日本開國的始祖。徐福於始皇二十八年（西紀前二一九年）入海求仙，至筑紫北岸登陸。同年第二次入海，至日向登陸，居此十 年，旋因饒速日威脅，欲興舟師東征，乃以武器原料不足，不能不返大陸採運銅鐵鑛石，因賺得始皇許可，乃作第三次入海。其在日本苦心經營，興舟師東征，其與 神武天皇開國種種相符的事蹟，全為一致，斷定神武即徐福。這一驚人的發現，雖仍待多數史學家考訂，但於中日民族文化交通史上仍不失為珍貴的資料，茲特擇錄 其重要部分（註十二），加以引申，以供史學者之研究：

一、 日本的國號曰「日本」，與君主尊稱「天皇」，這兩種尊稱，非於遠古，乃始於唐高宗武后年間，即公元第七世紀末。在唐以前，則稱為「神倭磐余彥尊」，「倭磐 余」是建都地，「彥」是地方首長，「尊」是至貴稱號，「神」乃死後封稱。合而稱之，即倭式的諡號。故「神武天皇」姓名，史家不傳。

二、 據日本古史日本書紀之神武紀，神武天皇並非出生於日本列島，乃乘帆船自「天飛降者」。所謂「天」、或「高天原」，均屬日本列島以外的地方，而神武所表現於 政治及學識經驗與乎足智多謀的軍事戰略，其人必為大陸戰國時代之天才政治家及軍事家，絕非石器文化低落時代中人物所能勝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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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故神武東征建國，所率領「舟師」，乃至舳艫相接壯舉，自春秋以至戰國，東亞各國唯有吳越楚三國有之；至戰國末年，唯齊楚有「舟師」，北自三朝；南迄百粵， 均不足以有舟師。而其他島嶼上人，尚在石器文化的階段，更不必論戈船，樓船與駕駛技術，當時僅有齊人有此航海技術，故神武有舟師，必從大陸中國東海岸而 來，私人雖可航行，但私人不可能擁有大隊「舳艫相接」。只有徐福自齊境琅邪出發，因獲始皇的徵發令，及征發振男女及百工數千人，費用「以巨萬計」，組成大 規模的舟師。使齊境「百姓之欲叛者十家而六」。當時人解釋齊字謂「高與天齊」。所以「高天原」即是齊，而「天降」的「天孫」神武，即是齊人方士徐福。

三、神武天皇即位之時，公元前二○三年，亦即徐福稱王大倭之時。因徐福返琅邪請兵器而重入海之年為公元前二一○年，其東征之第八年稱王於大倭，為公元前二○三年。而神武東征，在廣島岡山駐兵四年餘，備儲軍糧，製造兵器，添造舟檝，神武為日本列島在石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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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開國之第一人皇，其以前皆為石器時代文化，要以大陸中國文化比之，相當於燧人氏、有巢氏的時代。而神武開國，所需要的器物，皆秦漢時代大陸中國產物，其 文物之高度，幾與秦漢相同。這又足以證明神武及其天降人士，皆秦漢時代的中國人，亦即是徐福所徵發的數千人，為其同時。否則，在石器時代中期，要興辦秦漢 時代之農工，若非携有大量五穀及種種百工技術人員，萬難辦到。當時除徐福擁有大批樓船載五穀百工者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集團，故神武之集團，即徐福之集團。

四、 徐福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後漢人知其後代在海島上——亶洲——已有數萬家，數十萬人之眾。且其人時常至會稽（浙江）、東冶（福建）市易。現代學 者已證知漢代東渡中其他文化甚低除日本列島外，又無可能來中國沿海市易者，而日本漢代來閩浙市易。東吳年號之銅鏡，在日本已有數處出土，尤足以證明其確曾 有人至會稽東冶市易。亶洲，即日本，早成定論，而神武在磯城作戰時，男坂用男軍，女坂即用女軍，亦即徐福率領入海的數千人之童男童女，經十數年加以軍訓， 乃練成一股強幹的部隊。至漢末而其童男女之後數萬家居在島上。

五、 神武天皇傳國的三寶中，其鏡與劔，皆證明為前漢早期式之環頭大刀，而徐福正是秦與漢之間入倭建國人，秦時物品，又在廣島岡山出土之「明刀」幣二枚，與秦匕 首為同時物，又有「安陽布」幣一枚，乃秦始皇十一年至二十六年間鼓鑄之新幣。此三物皆發現於神武天皇東征的沿途，及其東征將士之墓地棺內。此又證明神武及 其將士皆大陸秦時人，在秦漢間，除徐福外不可能另有一率領大批舟師冒險者，故神武即是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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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神武時代考古中，在地下發掘無數的大陸中華文化所產的器物。在古器中，除石器時代的日本人土產物外，幾乎皆為大陸產物，於此足以證明在神武建國之始，大陸中華乃其新文化唯一的來源，間接亦證明天降人，皆大陸中國人。

七、 神武建國神話將先秦齊國祀之十五大神，全部搬入日本重新加以串揷，而神話中第一代人皇神武天皇，乃齊人；而徐福即齊人。神武以四時主神是琅邪神，以琅邪神 為祖神，此不獨證明神武為齊之琅邪人，而徐福即齊之琅邪人，徐氏以琅邪為其郡望，神武祖琅邪，無異神武自承認為琅邪人，亦即自承為徐氏。

八、 神武東征而舟師西行至崗水門。始皇三次東遊，而十年不見之，徐市却在琅邪候駕，兩事皆不可解。而唯一的解釋，即在筑紫海岸，今代發現之古代兵器製造廠。徐 市至琅邪郡東海採購銅錫及鐵運筑紫製造兵器，遂逢始皇，便詣連弩。及其出師，遂至筑紫海岸視察製造，並取用已成兵器，故徐氏即神武。

九、日本皇室及華族，在人種上與中華朝鮮之貴族，經現代學者考證為同種，日本素稱為「天降民族」，實為中華血統的民族，所謂「天降民族」，即琅邪入海人也。

以 上所舉各點，是以證明神武與徐福為一人，稱王之地同，稱王之時同，所用的舟師同，所用五穀百工同，童男女同，所留之器物同，所表現之思想同，製造兵器之事 同，復有相同之祀典，最後神武復於其神話中表白其為齊之琅邪人。而人種學上，復證明神武即徐福，在人種學上並無抵觸。故神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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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即秦代求仙特使徐市建國千年度之追諡，已無疑義。

以上依據衞挺先生之徐福入日本建國考第十九章。

根 據史記所載，徐福曾於紀元前二世紀左右奉始皇命入海求仙，最後率舟師及童男女百工數千人入海，是否曾到日本，猶待史學家來考證！但紀元前一二世紀大陸集團 移民至日本，乃是千真萬確的事。由於秦漢兩系先民大量移居日本，使日本文化發生突發的變動，由石器時代，越過青銅器時代，一躍進入鐵器時代，這於九州各地 先後發掘劍、鉾、戈、鐸、鏡、鏃等，足以證明紀元前一二世紀，大陸集團先後進入日本，符合史記所載。徐福與紀元前一二世紀大量集團不能說絕對沒有關係，說 不定是集團中的領導人物。是故徐福曾否到日本是值得史學者研究的！

註一：岩井大慧著：「支那史書江現はれたる日本」三——四頁。

註二：扶桑紀勝卷八（引自日本文化研究會編：「日本儒教」九頁）。

註三：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二十四，四裔一，倭。

註四：鳥居龍藏著：「有史以前之日本」三七七頁。

註五：內藤虎次所著：「增訂日本文化史研究」八——七頁。

註六：周傳儒著：「中日歷代交涉史」第一編（載「國學論叢」第一期）。

註七：森本六爾氏所著：「日本青銅器時代地名表」。

註八：見梁嘉彬著：「論我國指南針車發明與方士入海」（載幼獅月刊第三卷第三期）。

註九：藤田元春著：「上代日本交通史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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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栗山周一著：「日本闕史時代之研究」第二章第四節。

註十一：衞挺生著：「日本神武天皇開國新考」。

註十二：同上：第十九章「神武天皇乃徐福的追謚」一二四二頁。

日 本為西太平洋中的島國，孤懸於海洋中，橫於亞洲大陸門前，環境特殊，開國以來，自有一脈相貫的歷史。其與我國僅隔一衣帶水，其種族文化，政經典章之關係， 最為密切，尤以佛教關係為最。二千年來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佛教要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之重要地位。中國人不可不知日本歷史，猶如日本人不可不知中國歷史，更 不可不知佛教於中日關係史上之重要性。因之，吾人要研究中日佛教交通史，更不可不追溯先史以前兩國文化悠久之關係，以探求兩國先民往來的蹤跡。

據地質學者之考證：遠在冲積世以前，日本並非像目前的海洋群島國家，其西南方以陸橋的形式，而與我國大陸相連接。在此時期，人類的移動往來，乃屬必然的事件！

在 地質學上，冲積世之初，冲積世之末，日本群島在地質上發生極大的變化，經三番五次地殼分裂與溶解，遂使日本與大陸往來的陸橋，全部陷入海底，結果使其成為 純粹海島，隨即開始所謂「繩紋式文化」，以新石器為中心。因此，在日本始終未發現舊石器時代的石製器品，這一個新石器時代突然產生，正說明了必有一個經舊 石器文化培養民族洪流，進入日本群島。今日日本人自稱其民族為大和民族——又稱天孫民族、或天降民族，謂大和民族之祖先，並非自有日本列島以來，即棲居於 該島，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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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他各地移住日本者。此已為今日一般人類學者所公認（註一）。在原始時代，由外地移往日本列島之各民族（註二），大體均利用海流為其渡日之自然航路。

舊石器時代（約距今二十萬年至一萬年以前）之遺跡，日本迄今尚未發見。美國動物考古學家摩斯（Muse）任東京大學教席，於明治十一年（西紀一八七八年），發掘東京大森之貝塜，始斷定日本有新石器時代之遺跡（註三）。 當時摩斯認為從貝塜所遺留日本石器時代人的遺跡看來，這個原始石器時代的人實為蝦夷民族以前的先住民族。但在此以前，西洋學者中，多認蝦夷民族為日本島最 初土著。於是兩者之間，頗有爭論，在主張蝦夷說日本學者之中，亦不一致。著名的西鮑德（Sabald）父子，及小金井良精、白井光太郎、鳥居龍藏等諸人， 尤以小金井博士於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就所集蝦夷骨骼與東京帝大所藏的若干貝塜所發掘人骨作比較研究，兩者之間，並無不同之處，於是認定日本石器 時代的居民，即為蝦夷。

據原始的傳說：蝦夷原住於日本群島，不久為外來的民族所壓迫，逐漸北上，終於到日本最北部的北海道。

一 般史學者咸認在外來民族進入群島以前，蝦夷民族為固有的土著，應無問題。但所成問題者，即為驅逐此蝦夷民族北上，發展所謂大和民族的日本民族，究為何種民 族？其發源地又在何處？早在一九四八年，日本民族學協會以「日本民族——文化的源流與日本國家的形成」為題——民族學研究第十三卷第三號——邀請岡正雄、 江上波夫、八幡一郎、石田英一郎等多位學者，舉行座談會。在座談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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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人見解殊不一致，但對江上波夫所主張所謂「騎馬民族說」，卻認為日本國家的起源，係奠基於北方騎馬民族的侵入統一之見解。另有認為日本民族的基層文化中 很多應該在華南民族諸文化追求其起源之主張，而有識之士頗有一種新趨向，即欲將日本民族的起源與華南或東南亞洲連結一起，加以討論。這種動向逐漸成熟，於 是日本民族學協會乃於一九五八年以「第一次東南亞洲稻作民族文化綜合研究」為題，進行湄公河流域的民族學調查（註四）。 江上波夫認為日本民族在「無土器文化」與「古墳文化」之過程中，經常因北方大陸，華東、華南各地人種渡來的結果，形成了一種極為顯著的混血民族，但其中以 皇室為中心的支配層，則由我國東北經由朝鮮半島，於四至五世紀之間，進入日本的「騎馬民族」。此等具有高度文化的騎馬民族，在部落國家分立的原始社會中， 不旋踵就成了社會的中樞，建立強而有力的政權（註五）。 江上波夫的主張，雖仍在討論之中，但無論從何種觀點研究，大陸民族對日本民族血統的影響，以及在大和地區建立全國中樞，逐漸統一部落國家民族的主張，已為 多數史學家所公認，成為定論。栗山周一氏亦云：「日本人並非日本列島之特產者，亦非自高天原飛來者，而是早在原始時代，於不知何時從彼大陸向東海之花彩列 島渡涉而來的，故在科學上而言，高天原應求諸大陸。至於主張日本史與其他民族毫無任何關係之說，乃一種錯誤之見解。……日本文化係以大陸文化為根幹，故其 根源在於大陸。……而中國大陸之漢民族，早在日本列島完成統一成立國家以前，便已具有冠於世界之文化，而漢民族文化逐漸自朝鮮半島進入日本。」（註六）誠如周一氏云：日本古代的文化，是以大陸漢民族文化為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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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京大學長谷部博士亦主張華南地區為日本石器時代人的故鄉，於是認定日本民族與華南地區先民有其不解的因緣。在地質學上洪積世（最新世）的末期，琉球列島以 西的一部分，尚有淺灘可與我大陸相連接，故日本石器時代居民，即由大陸循此淺灘進入日本群島。在此時期（洪積世末期），朝鮮海峽以及津輕海峽，業已形成。 故北方民族渡來之說，甚少可能，雖有循琉球列島淺灘通過，故由華南渡來的機會，較為自然而且多。

近 世日本地質學者證明，去今五、六千年以前，東南沿海與日本九州一帶，其海水僅深可入腹，一般先民盡可自由往來，這不啻給長谷部博士主張一有力的印證。京都 大學人類學者清野謙次博士，主張係由於有史以前大陸系人種之經由朝鮮半島，大規模進入群島，而與當時石器時代之日本原住居民，互相混血之結果。九州大學教 授金關丈夫博士承繼清野博士主張，徵諸史實，加以考察、研究，證實大陸大規模的移民，在大和時代進入三島，其「歸化」的事實，極為明顯。故無論從華南渡 來，或由北方經朝鮮半島渡來，日本民族為多元的混成民族，且以大陸系漢人為其骨幹，應為事實。誠如栗山周一氏云，日本人並非日本列島之特產者，亦非自高天 原飛來者，乃由大陸大規模之移入。就人類學骨骼研究比較之結果，當時近畿地方日本人骨骼，與其說與近代朝鮮人相似，毋寧說與中國人骨骼的構造完全一致。朝 鮮半島的居民，多數為大陸移民的後裔，故日本民族為大陸漢人血統關係淵源很深，中日同種的說法，是有其淵源歷史的根據！

自 大森貝塜發掘以後，一般史學家及考古學家從貝塜遺物之形式種類，把原始時代之日本文化，分為「繩紋式文化」及「彌生式文化」兩種時期。所謂「繩紋式文 化」，乃以繩紋式土器為代表之文化。在代表原始日本文化之石器遺跡中，發現有一種黝黑色之土器，其表面有結繩式文字模樣，故一般日本史學家稱之為原日本 人，謂之繩紋式文化人。在歷史學上稱為「先史時代」，約距今六、七千年以前，至一、二世紀之間，約當我國周秦之際。在地質學上所謂沖積世之中期，而繩紋式 時期，是以漁獵為中心，距離「彌生式文化」之農業社會仍甚遙遠。至西紀前一、二世紀，即繩紋式文化的末期。這時我國已有高度文化，且早於殷商之世，進入農 業社會。降及周代更為發達，以前農具皆為木製品，至周代則發明以鐵製造。例如「國語」謂：「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木屬斤，試諸土讓」。所 謂美金就是銅，惡金就是銕，農業上之工具，既有所改進，農業生產自當隨之發達。正當我國農業文化發達之時，日本尚處於未開化狀態。當時之日本人，尚過著渾 渾噩噩，穴居野處，茹毛飲血之原始狩獵生活之階段。誠如伊東信雄氏所云：「日本在繩紋式文化之社會基礎，係立於狩獵採取經濟之上的氏族制度社會」（註七）。

所謂彌生式文化，乃以彌生式土器為代表之文化。這種土器如同「燒瓦」，帶有赤色，器形比較單純，表面有刷毛式樣之迹象，較之繩紋式土器為具有較高文化之產物。彌生式土器在日本中部以西較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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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尤以近畿中國四國九州方面最多。彌生式文化後期，約當西曆紀元前後，這時期的歷史文化，已稍可從文獻史料上獲得其概況。約當我國秦末漢初。日本於這時 期，始產生農耕文化。伊東信雄氏云：「在我國開始農耕；而農耕社會之形成，乃在彌生式時代，農耕文化之發生為人類文化之重大進步，在我國農耕文化之產生， 實肇始於彌生式時代」（註八）。但日本彌生式文化，傳自何處？秋澤條二氏亦云：「日本在金石併用時代（彌生土器時代），已盛行農業生產。此一事實，在彌生式土器再發現有籾殼痕，及當時之銅鐸繪畫之模倣等可獲得證明，而銅器及青銅器，在這一時代自中國經由北九州輸入日本」（註九），這說明日本彌生式文化來處。森本六爾氏亦云：「彌生式之文化，乃自大陸渡海而傳入此島（指日本）之文化」（註十）。又說：「彌生式文化，乃藉周末漢初之漢式文化之流傳而飛躍興起之文化（註十一）。 由於大陸銅器及青銅器輸入日本，使日本文化發生突然變化，在日本文化發展上大大縮短了歷史上的距離，因為日本只有石器時代，而沒有銅器時代，由於外來文化 的影響，使日本從新石器時代，越過銅器時代，一躍而進入鐵器時代。根據晚近於日本九州及大和地方發現有青銅等物考證，證明使日本歷史文化突然發生變化的， 是以我國周末漢初文化為母胎，當時大陸移民曾携帶大量青銅器於紀元前後流入日本。據日本梅原末治所著之「由考古學上考察出來之古代日鮮關係」（朝鮮雜誌第 百號）中曾說：

小 林行雄氏亦云：「我國尚停滯於石器使用之低文化階段之際，中國大陸早已經由青銅時代逐漸進入鐵器時代而展開了高度之文明，彼我之間既然一經啟開了通往之 道，則如當水性之向低處流，彼地之文物陸續輸入我國，急速地促進了我古代文化之改革，乃不難推察之事。是故彌生式文化，乃經由朝鮮半島而傳日本也」（註十二）。和辻哲郎氏則云：「彌生式文化之出現，若表示異人種渡來，就其文化因帶有秦代銅器之傳統一點而言，此人種不能不視其係來自中國大陸」（註十三）。岡田辛武亦云：「彌生式文化本身，即如大陸系之農耕文化」（註十四）。而美國學者畢拉博士（Dr. Richard K Beardsly）亦認為戰後在唐古、登呂等地發掘所獲之石器及銅器，證明了日本彌生式文化，的確是大陸上中國文化之產物，其傳入日本年代即在公元前三世紀時（註十五）。

中 國文化之進步早在殷商時代已燦爛可觀，不但能以銅錫混合冶而作青銅，且能以青銅作成種種器具。降及周末漢初，我國青銅文化已傳入朝鮮，再由朝鮮傳入日本， 濱田耕作氏亦云：「當日本石器時代，鄰邦中國於周末漢初之間，已表示出無敵的勢力，向鄰近各地活躍移民，因此，他們所使用之金屬，銅或青銅所造之器物，已 隨著傳布東南亞各國，其中一路經由海洲至朝鮮日本。日本接觸中國之金屬，才由石器時代進入金屬時代。何以知道金屬器是由中國傳來者乎？因為中國古錢刀布， 在這一帶都有發現，這是周末的貨幣，可以證明其年代」（註十六）。

在日本所謂「彌生式文化」遺物中，石製的及青銅製的武器，即所謂石刀銅戈，其形式雖不出中國文化範圍，但在年代上確有很大的距離，在多數日本學者所謂「彌生式文化」，是以米為中心的農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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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約在紀元前二、三世紀）中國早已進入高度文化階段，此時大陸不僅青銅器早已絕跡，即普通鐵製，已由劔而進化到刀。漢武帝元封三年以後，樂浪郡久成為 中國文化散發的中心，何以日本「彌生式文化」與大陸文化之間，竟有此種重大年代距離，迄今仍未獲得結論。同時，在西日本所發現石斧中，多與華中華南所發現 相類似，而青銅器中的銅戈，又與先秦時代的戈形式相一致。從這些遺物中可充分看出：中倭於先秦以前已發生往來關係。

王莽貨泉 在日本大阪河內郡發現王莽貨泉，這是天鳳一年（西紀一四年）所鑄造的錢幣。南韓慶尚南道的金海貝塜，亦有此種貨幣出土。這種貨幣在大陸上且未多見，而竟在 日本出土，更具無比歷史意義與價值。在我國歷史上，這一時期，正是周秦列國，楚漢相爭，最混亂的時期，許多王族在悲歡離散中，集團到處流亡，經朝鮮半島， 展轉流入日本，乃屬必然之事。

「明刀」，在日本備後三原町和備前邑久郡山手村，都曾發現過先秦時代的貨幣「明刀」，這種貨幣本自燕國，隨著燕國勢力，分佈於東北和朝鮮沿海一帶，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亦正說明了中國金屬文化傳入日本的路線。

銅劔、銅鉾，在日本北九州及泗國紀伊多有出土，銅劍有三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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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細型銅劍、平型銅劍、Kris型銅劍。所謂細型銅劍，就是我國先秦時代的「匕首」（見駒井和愛鏡劍玉之研究）。Kris型銅劍，也和我國先秦時代的戈有 系統的連絡（貝高橋自日本太古時代中國文化之傳來）。銅鉾可又分為狹鋒鉾與廣鋒鉾，在對馬島、朝鮮慶尚北道、黃海道黑橋驛，以至旅順附近，都見銅劍銅鉾出 土（註十七），這說明此種遺物是由中國大陸傳來。

「銅鏡」， 在日本畿內筑紫吉備各地古墳中，發現漢式銅鏡極多，銅鐸分佈區域包括山陰山陽北陸畿內東海各地，朝鮮慶尚南道亦有銅鐸出土。梅原末治氏認為銅鐸先發生於古 朝鮮辰韓地方，然後傳入的路徑，大概是乘日本海左旋回流之便，先傳至山陰及北陸，漸次傳入內地（見「從考古學上所見之上代日韓關係」）。

這些金屬文化，究竟何時開始輸入日本。據濱田耕作博士云：「從貨泉的發現看來，西日本在王莽時代，即一世紀左右，大體石器時代已經告終，由於漢文化的影響，開始進入金屬時代文化的黎明期，這實在是日本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劃期事件」（註十八）。

我 國自秦併天下，以至漢武帝（紀元前一○八年）征服朝鮮半島，先後二百年間，我國文化以後期鐵器文化為主流，分別向東南諸國，浸潤灌輸。然後紀元前一世紀左 右，日本始終停滯在新石器時代，但至漢武帝征服朝鮮，設置樂浪等四郡，我國鐵器文化，經樂浪發散各地，由此流入日本，乃為意料中事。因此，日本在極短時間 內，越過青銅時代的浪潮，竟後來居上，逐步進入鐵器時代。這已獲得日本多數史學者之公認，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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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從先史學研究所獲得的結論：日本群島原無人類發生，其民族的來源，乃係由外部移入。這種學說，幾為全體考古學家所公認，而成為民族學上之定論。日本民族 的祖先必在大陸，日本文化，乃由歸化人所開拓，亦為史家所認定。因此，我們對日本民族的來源，至此可肯定的說來自大陸，大陸民族對日本民族具有充分血統的 關係。從前述遺物中看來，日本文化全在中國文化照耀之下，突從石器時代躍進於鐵器時代中，在極短期間之內邁入鐵器時代，更大步走入歷史舞臺，可說全得之於 中國文化的庇佑。

朝 鮮半島地形，南北狹長，東濱日本海，西臨黃海，南隔海峽與日本相對，這是日本列島與亞洲大陸間唯一的陸橋，在海航未發達以前，中倭遠古時期的交通，多賴古 朝鮮為媒介。中國文化，傳播域外，亦以朝鮮為最早。史記微子世家載：「箕子封於朝鮮」，可為證實。當紀元前一一二二年，箕子開國朝鮮。箕子是中國古代殷紂 王的叔子，姓子，名胥餘，為太師，封子爵，國在箕，所以人稱箕子。紂王無道，箕子苦諫不聽，周武王伐紂，箕子率封國人民，遠奔塞外遼東，建國朝鮮。故朝鮮 歷史文化，雖屬悠久，但開國者，並非朝鮮人，卻是大陸漢人。箕子實為朝鮮文化的始祖，迄今平壤西麓，還有箕子陵，千秋俎豆，中韓兄弟之誼，即奠基於此。

當紀元前二○九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抗秦朝暴政，燕齊趙民避地朝鮮者數萬人。燕人衞滿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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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人亡命朝鮮，至紀元前一九四年，衞滿襲擊箕準，箕子朝鮮亡。衞滿都王陵（今平壤），與漢約為外臣，服屬鄰近部落。紀元前一○八年，漢武帝元封三年，平定朝鮮，設置樂浪等四郡於朝鮮，衞氏朝鮮亡，是故中韓兄弟之邦，擁有三千三百年文化歷史的關係。

後漢書東夷傳載：「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百濟）是其一國，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

由 此可知，三韓方位，都在朝鮮半島南端，是韓國史中的史前部分，高句麗、新羅，百濟，這是韓國歷史的開端。新羅於紀元前五七年，始建國半島南部，韓國歷史由 此開始。新羅因受中國南北朝文化影響，這時，由西域傳入之佛教，極為興盛，佛經佛像，競相東傳，於是入華求法，高僧赴韓，相望於道。新羅真興王改皇宮為皇 龍寺，剃髮為僧，法號法雲，王妃亦隨之為尼，這時，正當梁武帝捨身同泰寺弘法的時期，高句麗、百濟，都相繼信奉佛教。

秦漢兩代遺民，為避免國內戰亂，相繼逃至朝鮮半島的辰韓地方，故辰韓亦曰秦韓，經辰韓再移居日本九州，這是中日遠古的交通路線。

近世在朝鮮方面，曾經日本考古學者發掘二個出名的貝塜：一是「夢金浦貝塜」，一是「金海貝塜」。這是研究朝鮮半島史前文化主要資料。

「夢金浦貝塜」，在半島中部，黃海道長淵郡南面夢金浦，一九一七年，經鳥居龍藏博士發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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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鐵斧一把，貨泉一枚。金海貝塜在半島中部慶尚南道金海面金峴里，一九二0年，經濱田耕作博士發掘，其主要為布紋陶器破片及石鏃、銛等。在日本也發見 貨泉，這是中國前漢末年，王莽篡漢後，所鑄造的貨幣，發行於天鳳元年（紀元前十四年）。這時，中國盛行鐵器，但大陸鐵器能夠傳入半島，必在第一世紀以後， 故夢金浦和金海二貝塜構成，當在一、二世紀之間。

在 十九世紀初葉，在韓國、日本、琉球，都發見「明刀」古幣，這是中國周秦時代通用的貨幣。在韓國出土的「明刀」多達四千枚，完好的也有二千七百零二枚，每數 枚為一束，其底有類似木板物的安置。在日本發現「明刀」有二處，一在備前邑久郡，發現「明刀」和「安陽布」。一在備後御調郡三原町，發現「明刀」，在琉球 那覇市外城岳貝塜層中，發現「明刀」一枚。「明刀」使用的年代，據推定約在西紀元前二七三年（周慎靚王四年），到西紀前二二八年（秦始皇十九年）之間。由 於韓國發現大量「明刀」，史學家與日本備後前發現「明刀」相結托，不獨認定中、韓、日上代文化交流關係的論證，並定為先秦以前我國民族文化南進，經北韓、 南韓移入日本、琉球的鐵證（註十九）。

於此可知紀元前一、二世紀中倭文化交流，經朝鮮半島移入日本的事實，極為明顯。

日本群島，本無人類發生，其民族來源，係從外部移入，在遠古時代，航海技術尚未發達，外來的民族，是如何渡入日本，這是中倭交通史上必先解答的問題。

據 地質學者研究，日本列島在遠古曾與亞洲大陸連接，為亞洲大陸的一部分，距今五十萬年以前，地殼發生激烈變動，有一部分下沉，成為現在的狀態。至於日本列島 形成的經過，柯拉曼氏（A. W. Graban）在其所著「中華地層誌」（Stratigraphy of China）一書中，認為在中生時代（Mesozoic），亞洲不僅其東南部與南洋群島及澳洲全島接連在一起，同時中國大陸之東部亦與朝鮮、日本以及菲筆 賓各島互相接連在一起。降及新生代（Cenozic）之初期，亞洲之東北部與美洲西北部之連接部分被海流沖斷，而形成白令海峽；亞洲南部與澳洲北部之接續 部分，亦逐漸被海流冲斷而形成南洋群島；同時，日本西部與亞洲大陸東部相連部分，亦因地殼之變動陷落而形成日本海，日本列島終於與大陸隔斷，逐漸形成今日 之狀態。

日本與大陸被切斷以後，自陷於長期無人島嶼，散列於東海中，其周圍渡至群島，是為以後的事件，這是考古學者所公認，已成為日本民族學上的定論。

據栗山周一氏之「日本闕史時代之研究」，他說在列島上發掘遺骨及遺物研究，其年代較晚。當原始時代，其周圍民族渡至列島，多以海流為自然航路。今日日本人自稱其民族為大和民族，又稱天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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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或天降民族，謂大和民族之祖先並非自有日本列島以來，即棲居於該島，而是由其他各地移住日本者，此已為今日一般人類學者所公認（註二十）。 在原始時代，由外地移居日本列島之各民族，大體均利用海流為其渡日之自然航路。環繞日本列島附近之海流有赤道暖流（黑潮）、日本海海流、千島寒流（親 潮）、中國海寒流、黃海暖流、朝鮮東岸暖流（對馬海流）、日本海廻流、以及中國海廻流等。這些海流中，對於古代中國大陸民族之移民日本列島，及中國文化之 輸入日本，最有貢獻者為日本廻流路（註二十一）。只以缺乏史籍可徵，以及向來無人調查研究，致為一般人所忽視。直至二十世紀初棄，用投瓶法實地測驗的結果（註二十二）， 不獨證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經由朝鮮往日本山陰、北陸地方之一種自然航路，並為半島上新羅人多漂至日本出雲地方唯一原因也。日本海流中，原有間宮海峽寒 流，與對馬海峽暖流二者，由間宮海峽發源之寒流，沿俄領東海濱省東岸及朝鮮半島東岸南下，適與由南而北之暖流衝突於對馬海峽，因之，其結果溫度低，比重大 的寒流，潛伏於溫度高，比重小的暖流之下，並沿其周圍陸地而成為左旋回流。由對馬海流，沿山陰、北陸海岸東北而行，迨至津輕海峽及宗谷海峽，遂分為大小支 流，漸次微弱，直至庫頁島西岸而消滅。此種具有左旋實力之日本海流，實為中國民族由半島東渡最古的航路。（以上根據王輯五氏中國日本交通史第一章考證。）

日本海廻流對於古代北方民族之渡海南下移居日本關係最大。例如日俄戰爭之際，俄國曾在海參崴港口外敷設機械水雷，戰後浮流者凡三百十三個，其中被日本海回流漂送到達朝鮮東岸及鬱陵島者有五十個；由日本本州出雲，漂至津輕海峽之海岸及隱歧佐渡者，有一百九十八個，即為明證（註二十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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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雄亦曾就日本海之環流作一調查，舉出在一千多年前新羅人、高麗人等自朝鮮半島漂著日本之山陰、北陸者有八九十之多（註二十四）。 並曾就明治卅九年至大正二年（一九○六—一九一二），日本水產調查會及日本海軍省水路部在朝鮮半島西岸及東北岸一帶海中所投入之空瓶，及明治卅七年至卅八 年（一九○四—一九○五）日俄戰爭時，兩國所敷設之機械水雷之漂流日本者加以調查統計，漂著於山陰道者最多，並列一表如下（註二十五）：

以上所引實例，可知古代中國人之赴日者，必由古辰韓地航海抵達日本之山陰北陸地方，再由此轉入內陸。木宮泰彥氏亦云：「只因日本海回流路，為自然的航海路，且開闢甚早，故大陸民族，由此航路漸次移住於日本各島。此時中國文化亦經由此航路波及於日本」（註二十六）。王輯五氏亦云：「綜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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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前，由中國渡海涉倭國者，則往往利用日本海之左旋回流，自朝鮮半島向日本之山陰地方漂著，這可由銅鐸之遺跡分佈狀態獲得證明，此誠為中國民族及中國文化東渡之最古經路」（註二十七）。由於朝鮮南部與日本畿內所發掘的銅鐸，不獨彼此相同，其製法與形態，都顯受中國文化影響，而朝鮮慶尚南道的新羅國及辰韓之故地，當常趁日本海左旋回流漂至日本山陰地方。由兩地發掘銅鐸，均相一致，足以證明海回流，當為中國民族文化東渡最古之航路。

秦代以前中倭間之往來航路，雖缺乏現代資料可資印證，但秦始皇時徐福之渡海赴日本，記錄於史記，足可徵信。徐福入海東渡日本前後共有兩次（或三次）：第一次當為秦始皇二八年，第二次當為秦始皇三十七年（註二十八）。 第一次渡海之路線，據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二十年條之記述，其航路地點當為自琅邪，經由方丈（濟州島），而瀛州（琉球群島），最後至蓬萊島（日本）。第二次 渡海赴日本之航路，我國史籍及日本史籍，均無痕跡可尋；據衞挺生教授之研究，當係由徐州揚州一帶海港，直捷經由濟州島附近而至九州之博多灣（註二十九）。 據衞挺生教授之研究，徐福渡海之赴日本，前後共三次。上述徐福第二次赴日本，則與衞挺生教授研究之第二次相同。因第一次乃少數人之探險，到達九州西北部之 宗像海岸登陸，僅作一簡短之地理考察，由此次考察之結果，而決計前往殖民，遂假借仙人靈藥之說賺秦始皇，予之童男女數千人，資之五穀種籽，與百業之技工及 工具；始皇允令徵發，遂徵人物及船第二次入海。由琅邪出港，沿東海南下，循中國海回流路經沖繩島、瀛洲（琉球群島），最後達到蓬萊島九州，至日向登陸。近 世在球琉那覇市外岳地下出土的「明刀」幣，可能是徐福一行人中的遺物。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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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日本遣唐使所取道之南島路，即由筑紫大津浦出發後，經平戶島、屋久島，經沖繩島南航，橫度中國東海，直達長江口，故知中國海回流對於漢族移住日本關係極大。（詳第三章各節）

註一：辻善之助著：「日本文化」（一）上古——奈良時代三十二頁。

註 二：島居龍藏著：「原始時代之研究」，今日之日本民族係由外來民族移居日本列島，經年累月混合而成者，已為一般學界所公認。但究竟構成今日日本民族之人種 如何，學者之間，頗有異論。根據近代人類學家及考古學家研究結果，認為在石器時代末期（約在三千年前），日本列島上始有人跡。其最先移住者即為現在日本東 北一帶蝦夷族之祖先舊蝦夷族（Paleo-Ainu）。蝦夷族原居亞洲西部，經西伯利亞、庫頁島而先至日本東北部，然後逐漸散居於日本全部，後來因受大和 族所逼，而再退居日本東北部。

註三：所謂貝塜，主要以貝類為食物之廢棄物，與當時生活有關之遺留物堆積而成之塜，遺留至今日之陳跡，其中貝類佔大部分，故稱曰貝塜。

註四：白鳥芳郎著：「中日兩國學者的華南研究備忘錄」（載「中日文化論文集」三二六頁）。

註五：宋越倫著：「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八三頁。

註六：栗山周一著：「日本闕史時代之研究」八六八九頁。

註七：伊東信雄著：「農耕文化之起源」五八頁（載於「日本文化之源流」。）

註八：伊東信雄著：「農耕文化之起源」五八頁（載於「日本文化之源流」。）

註九：秋澤修二著：「日本古代史之基礎問題」三三二頁。

註十：森木六爾著：「日本考古學研究」八一頁。

註十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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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二：小林行雄著：「日本考古學概論」第十九章彌生式文化與大陸文化。

註十三：和辻哲郎著：「新稿日本古代文化」六頁。

註十四：岡辛武等合著：「日本之歷史」（一）日本之始二八頁。

註十五：Richard B. Beardsley：Japan Before History

註十六：濱田耕作著：「考古學入門」一四二頁。

註十七：朱雲章著：「中國文化與日本建國」七頁（載中日文化論集）。

註十八：濱田耕作著：「東西文明之黎明」六七頁。

註十九：藤田亮策著：「朝鮮發見明刀及其遺蹟」。

註二十：辻善之助著：「日本文化」一、上古。

註二十一：陳水逢著：「中國文化之東漸與唐代政教對日本王朝時代的影響」。

註二十二：王輯五著：「中國日本交通史」第一章二頁。

註二十三：大原利武著：「海流及其民族」（朝鮮史講座第二十四號）。

註二十四：和田雄治著：「日本海之環流」、「日本海之環流補考」。

註二十五：同上。

註二十六：木宮泰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三頁。

註二十七：王輯五著，今井啟一譯：「日支交通史」廿四頁。

註二十八：「史記」。

註二十九：衛挺生著：「日本神武開國新考」一三二頁。http://dongchu.ddbc.edu.tw/html/02/cwdc_02/cwdc_020021.html#d1e615

中 日兩國的關係具有二千餘年歷史，古代日本文化的形成，典章制度的樹立，究其來源，無不受中國、印度、朝鮮文物的薰陶，尤以受我國文化影響最大。日本一部文 化發展史，要是沒有中國儒家文化及佛教文化的陶範，則不知要延遲若干世紀。誠如戴季陶先生所說：「如果從日本史籍裏面，把中國的、印度的、歐美的文化，通 同取出來，赤裸裸地留下一個日本固有本質，我想會和南洋土蕃差不多。」（註一）由 此可知，中日兩國的關係，不僅親如唇齒，且同為兄弟，其間不僅有同文同種的關係，且有同一宗教信仰的關係——指多數信佛者而言。因之中日兩國由民族血液交 流，進而民族文化交流，以及宗教信仰交流，尤以兩國佛教交流的關係，更遠勝於兩國一般政治文化的關係。日本前駐華大使木村四郎七先生說過：「我們中日兩國 可以說是親戚本家的關係，我們生於斯，死於斯的好鄰居，西洋的英國和美國的緊密的關係，就等於東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註二）但 半世紀來，中日兩國的關係，却遠不及英美兩國的緊密。不但未能做到水乳相融親如兄弟的關係，且由於日本接受西方物質文明，軍國主義思想抬頭，以侵略為能 事，自甲午戰爭後，更變本加厲，陸續侵略我國，以致「九一八」、「七七」事變發生，兄弟鬩牆，幾乎同歸於盡。日本過去為侵吞我國，其對我國歷史文化，疆土 人物，無不瞭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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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能放胆行事。反觀我國大多數學人對於日本文化多存偏見，這由於日本以往對我國侵略所致，固為愛國之志，不可避免；但對日本軍政經濟文化，不唯不夠了解， 即對所謂「同文同種」的關係，亦未能深切的體認。如何是「同文」？如何是「同種」？大多數人只有一種模糊意識，或冷淡觀念，故一旦有事，唯有恐慌失措，甚 至盲目排斥，但對真正日本問題，仍無法解決。究其原因，由於明末以來，我國多數學者傾心於歐美物質文明，而對辱齒相依的日本歷史文化，政經制度，以及歷史 上諸多重要問題，均未能具體深究。尤以對中日文化交流使佔極重要地位之佛教，國內諸多治中日文化交流史學家，對涉及佛教部門不是忽略而不談，便是談而不夠 具體，多避免作翔實的推見，顯失史學家公正之態度。因之國人對於日本歷史文化仍陷於隔膜模糊狀態，殊為可惜。

我們必須要正確地了解兩國歷史文化關係的底蘊，及瞭解佛教輸入日本後，是如何發展？以及如何影響日本文化？因為中國文化對日本國民道德影響最大者，莫過於佛教。中日兩國千三百餘年來友好關係，多緣兩國先民、高僧千辛萬苦所建立的傳統。「中國文化可稱之為日本文化之母」（註三）， 日本文化為中國文化之一脈。日本文化之所以能形成發展成為今日東亞最進步的國家，走上近代國家的舞臺，名震全球，全受惠於中國文化，尤其佛教道義的滋潤與 陶範，有以致之。日本前駐美大使新木榮吉先生在美國播講「亞洲故事」時曾言：「歷史指出，日本人民對於孔子學說與佛家教義薰陶最深，民主與和平實孔佛學說 之本質。以前日人曾違祖先之信仰，盲從極權主義之思想，鑄成大錯，今已悔改。」（註四）試觀今天日本在各種物質文化方面，雖遠勝於中國；但在精神文化方面，依然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及佛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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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薰陶很深。現在日本之京都、奈良一帶，隋唐文物典型之寺院林立，「正倉院」中所保存隋唐時代之中國文化歷史遺物，日人無不珍視為國寶。日人每自詡「日本文化是大陸文化的貯藏」，這句話，並非全屬誑言，確有幾分事實在。

中 國文化，傳播域外，受惠最大者，則為日本。美國駐日大使賴世和（EdwinodReischuep）博士說：「正如北歐諸國文化為地中海文化的支脈一樣， 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支流」（Culturally, Japan is a daught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uch as the countries of Northern Europe are daughters of Mediteranean culture, Japan-past and resent）。換句話說：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延長，從中國古代文化一直廷續到現在（註五），日本的佛教，是中國佛教的分宗。因此，日本與中國、印度文化有著共同關係，並同受其莫大的影響。今日我們要瞭解日本佛教的輸入，以及佛教於日本如何發生影響的功用，都必須追溯到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悠久的歷史！

中 日兩國文化交流，遠在先史之前，已開始接觸，日本列島本無人類發生，儘管日本一分舊史家自詡日本民族和國體，乃天神所創造。因此，日本人亦自稱其民族為天 降民族（大和民族）。但所謂大和民族的祖先，並非出生於日本列島，却由外部移入。這已為今日中學家所公認，是故日本民族的起源，根據考古學家考究的結果， 認為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約在三千年前）。日本列島上始有人跡。最先移住日本列島者，即為現在日本東北部蝦夷族（Paleo-Ainu），蝦夷族原住亞洲北 部，約在紀元前一千餘年，經西伯利亞、庫頁島，先至日本東北部，然後逐漸散居日本列島各地。後因大和族所逼，再退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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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部北海道一帶。這種人種現在尚有一萬餘人，庫頁島上尚有千餘人，以漁獵為生。

但構成今日日本民族主幹者，並非蝦夷族。經人類學研究結果，日本民族的形成，乃由多類民族互相混血而成，這裏包括通古斯族（Tunguse）（註六）、 印度支那族（Indo-chinese）、印度尼西亞族（Indonesiao）、矮小黑人（Negrito）、韓族及漢族。韓族移居日本為時雖早，然真 正能影響日本民族血統的，則為漢族。漢族早於西紀前一一二二年，周武王滅殷，許多殷民隨殷朝宗室箕子避難遼東，建都平壤。漢族隨著政治力量的推進，不但大 批地移居半島，且支配了當地土蕃。使其從漁獵生活進入農業社會。韓族的骨幹，是扶餘族，屬於通古斯族，由中國大陸遷徙而來，這和中華民族是近支血統。近代 於韓國慶州地方發現周秦時代遺物——明刀，這證明漢族於箕準以前，已大量移植馬韓有力的證據。考古學者以此為先秦文化經朝鮮南進之佐證。朝鮮半島畢竟為周 秦時代漢族東渡日本最好的橋樑。杜新吾氏亦云：「日本雖為島國，其民族實來自亞洲大陸。」因自大陸東渡，有朝鮮半島作跳板，有對馬、壹岐二島作踏腳石，赴 日殊非難事。近半世紀日人常稱「我們昔從大陸來，今應還向大陸去」。據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之研究，以為在新石器時代，居於亞洲西部之舊蝦夷族，由西伯利亞 至庫頁島東移而至日本東北部，逐漸散居於日本本部。觀數千貝塜之遺跡，可以知之，此族為白色人種之一支，曾在日本使用繩文式之土器，今北海道一帶之蝦夷 族，即其後裔。

日本民族學之權威長谷部博士，却認為日本民族的形成，並非由多數民族混血而成，實由於一強大而單一的民族分批移入。因此，遂認為日本民族與我國華南地區先民有其密切的關聯。在地質學上，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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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世（最新世）的末期，琉球列島以西一部分，尚有淺灘可與大陸華南地區相連接，故日本石器時代居民，即由大陸循此種淺灘進入日本九州。長谷部博士認為揚子 江以南為根據地的民族，大量流入日本，以及日本民族祖先的故鄉，必須求之於大陸華南地區。日本民族學者岡正雄在其「日本古代文化層」一文中（註七）， 分析日本古代神話中有「高天之原，天之浮橋」之說，這種分類顯示出日本民族渡海前來時原始的形態。根據日本九州福岡一帶的傳說：日本民族最初由中國大陸東 南沿海進入的登陸地點，即在津市一帶的低窪海岩，從津市遙望太平洋，海天相接，看來宛如「高天之原」，所謂「天降臨」，實由於此種對於海洋的一種錯覺而 來。據榔田國男研究的結果，他說日本最早的民族，係隨稻作的傳播，由江南地帶進入日本南方島嶼，當在今日宮南島一帶，華南地區移居宮南島定居以後，挾其優 秀農業技術逐漸向其他較大島發展，終於佔據日本本州及其他各島嶼。

此 外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人類學者清野謙次博士等人，則明白斷定現代日本民族之成立，係由於有史以前大陸系人種之經由朝鮮半島大規模渡海進入日本列島，而與當 時石器時代之日本原住民族，互相混血之結果。同時，繼清野博士之後，九州大學教授金關丈夫博士，更從多數信而有徵的史實，加以考察證實大陸大規模的移民， 以及歸化的事實，均極明顯。是故中日兩國同種的說法，是有其歷史根據，並非來自神話的傳說。根據以上多數史學者，無論從那一方面說：日本民族之由多元的混 血而成，且以大陸系漢人為其骨幹，應為無爭的事實。（請參閱白鳥芳郎氏的「中日兩國學者的華南史研究備忘錄」載中日文化論集三二五頁）

春 秋戰國以還，我國東南沿海居民，以其優秀的航海技術，飄海東渡日本，許多南方的風俗，如鯨面文身，蠶桑緝績，灼骨而卜，卦土作塜，跨火而婚，以及水稻技 術，精靈崇拜，屈葬拔齒等等，都隨吳越先民傳入日本，這給予日本黎明時期的生活文化，很大的影響，遂使日本文化上發生突然的變化。這個突然的變化，是以我 國周秦以至漢初文化為其母胎，其發展的趨勢，是由西而東，中心在九州及大和地方。在經濟發展上，不僅使日本從此進入農業社會，因水稻的耕種，安定當時日本 國民生活，並使日本從石器時代，越過銅器時代，一躍而進入鐵器時代。日本青銅器原不發達，大陸青銅器於紀元前後大量輸入日本，近世於日本九州及大和地方發 掘劍、鉾、鐸、戈、鏡、鏃等遺物，足以證明紀元前一、二世紀，大陸文化進入日本的跡象。

日 本傳國的三寶，鏡、劍、玉。鏡為白銅鏡，白銅為秦時產物，寶劍號曰「韴靈」，證明為漢時早期的環理大刀。日本出土的銅器製品，最早者，則為秦式的匕首很 多，又有「明刀」幣二枚，這與秦匕首為同時物；又有「安陽布」幣一枚，此為秦始皇一年至二十六年間鼓鑄的新幣。同時，在這時出土遺物中，並有王莽時代所鑄 造的錢幣「貨泉」一種。（註八）這種錢幣在國內尚不多見，竟在日本「彌生式時代」的遺物中再出土，更令人重視！

這時正是我國經過戰國時代，由秦始皇統一天下，接著又是楚漢相爭，在許多王朝興廢時期，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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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居民為逃避戰禍，集團逃亡，經朝鮮半島，而流入日本列島，這是極自然的事。秦始皇命率三千，男女及五穀百工入海求仙的徐福，這在「史記」及「始皇本 紀」中，都有詳細記錄，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不可忽視的史實。徐福是否曾到日本，雖待考證，但紀元前一、二世紀大陸移民集團逃亡中，不可能說絕對沒有徐福在其 中，在未發現徐福未到日本的證據以前，我相信以司馬遷先生的人格，絕不會將毫無根據的故事（徐福東渡事）記述於「史記」。——請參閱衞廷生先生著「日本神 武天皇開國新考」——

日 本，這個民族，古代是沒有文字的民族。漢人渡日後，始以漢字為文字，但漢字何時傳入日本，迄今尚無定論。相傳應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八月六日，阿直岐從 百濟來，皇子稚郎子從其學，由阿直岐推薦學者王仁來日，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是為漢字傳入日本最初的記錄。梁容若先生云：西晉以前，中日既有許多交 通，且有不少秦漢人移住日本，決不會不携帶文字（見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漢文傳入日本，雖可能很早，然日本人能充分運用漢文，則遲至八世紀中葉。首先 運用漢字楷書的偏字，造成片假名（Katokana），又用漢字草書的偏旁造成平假名（Hirag-ana），以為注漢字音，及標注日本語音之用。因之漢 字傳入日本後，不僅促進日本古代文化的進步，並促成了所謂片、平假名的日本文字出現。遣使數度入唐後，始仿照我國歷史編例，由歸化人所編纂之「古事 記」（七一二），及「日本書紀」（七二○），這兩部史書，都是用漢字作音標寫成，可謂「準漢文」；中日同文的說法，即導源於此。現存日本古代史，其取材僅 憑口頭傳說，甚至假託，把日本開國的歷史，追溯到悠遠的古代，紀元前六○○年，相當我國春秋時代，以及其第一代君主神武天皇的傳說，都係後來史家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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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世紀以前，日本全部古代史多係神話傳說，無一可獲得實證。要以我國正史考證，日本開國的紀元，至多不出紀元前一、二世紀左右。日本列島，原無人類發 生，其民族係從外部移入。由於日本「古事記」完成太晚，其與三國志魏志倭人傳，相差竟達四百餘年，有關日本三世紀歷史的記錄，我國要早於日本五個世紀。前 漢時代倭人之通使樂浪，漢書及魏志均有記載。日本九州一帶考古家發掘的結果，前漢時代的銅鏡、黃璧、漢玦，以及王莽時代的貨泉、漢印等發現，已如前述。在 十八世紀以前，日人始終不相信後漢書所載：

那知，光武所賜給倭奴金印，竟在日本出土，這不僅彌補日本古代史的空白，並使人益信魏志倭人傳所載史實的珍貴與精確。

日 本是中國秦漢時代最早開發的殖民地，也是由秦漢兩系先民所開闢的新天地，據魏書東夷傳記載：當時朝鮮半島，實由秦亡前後，其人民為逃避苦役流亡朝鮮，驅逐 原有土著建立辰韓，弓月君於西紀二七四年，率領百二十縣之人民至日，弓月君自稱係秦始皇之十三世孫，故被稱之為秦人。至於由阿知使主所代表漢之苗裔，於西 紀二九八年領漢人集團渡日，自稱為後漢靈帝之三世孫，故日人稱之為漢人。據魏志倭人傳載：當時日本衣服，極為粗惡，裁縫似無所知。宋明帝時，由歸化人阿知 使主求得漢織、吳織及縫衣女，始有進步。至桓武天皇時代（七八二——八○五），征伐蝦夷戰中唯一功勳者，坂上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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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麻呂，其祖先即為漢族歸化人之阿知使主。在雄略天皇時代（四五六——四七九），秦人在京畿人口中竟佔九十部，共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人，欽明元年（四四○）， 秦人戶數計為七千四百五十三戶，較前代更有增加，尤以桓武時代，秦氏一族勢力，最為強盛，當時皇室重臣藤原氏一族，幾乎依賴秦氏之財力為其後盾。

平 安時代所編的「新撰姓氏錄」，對當時社會領導階層的氏族，加以羅列，在全部一千○五十九個氏族中，歸化人系統的氏族竟佔三百二十四個，幾為全體氏族的百分 之三十。近人栗寞博士根據日本古代史籍的調查，大致相同，即在三千三百九十五個氏族中歸化人系統有七百個，這些歸化人對日本古代社會及政治上關係，實有舉 足輕重之地位。不獨皇室的興亡，國都的遷播，有其莫大關係，甚至政治上公文書之起草，財物之出納，以及外交文書之處理，均為歸化漢人所壟斷。其勢力所至， 直接影響到皇室的盛衰，以及政治的榮枯，實掌握了古代日本國家的命脈！

秦漢兩代為古代歸化人氏族的代表，在歷代皇室興替存廢中，均佔極重要的地位，根據古事記，則漢人領袖阿知直，曾經救了履中天皇的命，使王統得以繼續。根據日人之訓讀，秦漢二音均與紡織有關，漢代以來，各種技術工藝，都由漢人傳入日本，漢織、吳織等名，可知其來源。

於 此可知我國秦漢先民赴日，不但在日本政壇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其對於日本文化上的影響遍及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在物質方面，以工藝技術為主，對日後日本完全 華化大有關係。在精神方面，除經學與典籍傳入，使日本有了歷史的知識，及尊祖先忠孝道的思想。歸化人於大化革新以前數世紀，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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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會各方面，發揮了無比的貢獻，不僅在歷史上為日本民族記錄了古代傳記，即對漢學傳播上，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在 六世紀以前，中國文化東漸，無論為儒家，或佛家，都要經過百濟——朝鮮古國，經由博士王仁之手傳入日本。據史籍所載：日本應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百濟 阿直岐來到日本，做了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由阿直岐推薦王仁博士，並携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至日。據說日本開始用文字來記事，還是王仁帶到了論語和千字 文以後。皇帝以言語殊異，才立文字，要皇子從實物來了解形，了解音；從形和音來了解義和訓，是相當費了一番功夫的。王仁雖僅帶了一部論語，王仁原是漢高祖 的後裔，他知道論語在中國文化上地位極高，後人沒有論語就無從看出孔子的人格精神，孔子的一部政治哲學綱領，便是論語。論語，遂成為培養日本國民思想的根 本。至繼體天皇六年（五一二年），百濟又遣五經博士段楊爾赴日講學；十年（五一六）復遣高安茂至日交代，所謂五經，就是禮、樂、書、論語、孝經。至孝德天 皇時代（六四五——六五四），勅令家必藏孝經一本，於是孝經受到尊重。平安朝時大儒菅原道真，融合中國文化之精華，提倡忠孝一本說與和魂漢才說，是把日本 固有精神和外來的中國文化打成一片，盡量吸收中國文化的精華，來鞏固日本文化的基礎！

梁武帝普通三年，梁人司馬達等由朝鮮至日，在大和原結草庵供佛像，日人稱之為韓國神，是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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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傳入日本之始。司馬達之子孫承其遺緒，歷代均為有名的佛工，飛鳥時代多數佛像名作，都出自梁氏等之手。至今奈良法隆寺金堂所遺留的釋迦之尊像，其藝術之精微，不唯融會魏晉南北朝佛教美術之精華，更可窺見當時歸化的漢人佛工之精緻！

佛教隨同漢學，經由百濟傳至日本。梁代末年，佛教傳入日本後，經迎佛派與拒佛派衝突之結果，蘇我氏迎佛派，卒獲得勝利。至陳代佛教已流行列島矣，隋代以前，佛教係間接傳入。

佛 教傳入日本，雖晚於儒學約二百五十六年，西紀五百五十年左右，由百濟王獻佛像、經論等。日本為神化民族，佛教傳入日本後，便帶上濃厚的日本色彩，即所謂 「神道思想」，由神、佛一體，演成日後神、佛、天皇三位一體，因此，佛教很容易為群眾所接受。儒家思想雖早於佛教傳入，但其思想遠不及佛家廣博圓融，故始 終不得風靡傳布於世；其影響於國民思想方面，亦不及佛家深遠廣博。在德川幕府初期以前一千年以上長期主導日本思想的，就是佛教。自六世紀末，聖德太子，大 力推進，十七條憲章不僅規定「篤敬三寶」，並融合佛儒及法家的學說，而取材儒家的典籍尤多。聖德太子因受晉孫綽論儒佛一致，及宋齊間周顒、顧歡輩論儒佛老 的同體異用之影響，遂並尊儒佛，以求調和（註十）； 因此，奠定儒佛於日本的基礎。他又選擇法華、維摩、勝鬘三經，廣為弘揚。他所以取勝鬘經者，顯示佛性男女平等；選維摩經者，顯示現象即實相，不離煩惱之 家，而入菩提道；取法華經者，顯示如來之大慈大悲，捨權歸實，大乘一如的妙法。從聖德太子時，經七、八兩世紀的二百年間，即經遣隋遣唐使，從中國傳入大乘 三論、法相、華嚴、律；小乘之成實、俱舍等六宗，教義完備。而遣唐使節及留學生，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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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不僅吸取漢唐文化，以及佛教經典，並把唐代藝術彫塑、繪畫等傳入，中古時代的日本文化，律令典章制度，完全攝取唐代文化，而與日本固有文化相融合，稱之為「和魂漢才」文化。

在 入唐名僧裏，道昭從玄奘學法相，道慈謁見善無畏，又學三論宗，玄昉從智周學法相，圓行從義真學密教。最澄、圓行都是學天台家；並把我國天台，加以密教化 （包括密、律、禪），創造日本天台教，通稱為台密。空海，道邃都是學密教，又參加己見，創日本真言宗，通稱東密。日後由天臺宗發展，創立了許多新宗派；淨 土宗的法然，法華宗的日蓮，禪宗的榮西、道元都是天台宗的徒眾；尤以法然獨成一宗。他說：「念佛就成佛，就往生淨土」，這是何等簡易明瞭，人人可以做到， 合乎日人單純明快，重生活，多希望的性格。日蓮宗，專念「南無妙法蓮華經」七字，就能統攝全經妙義；法然弟子親鸞（一六七三）又創立了真宗，准許僧侶食肉 娶妻，這不獨改變了日本僧侶生活的方式，且使佛教思想變了質。從此，日本只有居士式的佛教，而沒有僧團的佛教！

這 些新興宗教，却使佛教於社會活力增加不少，他們在日本社會的潛在勢力仍然不可忽視。如一九三二年血盟暗殺實業家的暴舉，其主導者井上日召，是日蓮宗僧侶。 一九三六年所謂二二六事件，其主導者北一輝標榜國家社會主義，是深究法華經，而潛心於咒術者。抗戰期間至中國淪陷區傳教者，多為日蓮宗與真宗教徒。現在流 行日本國內外之創價學會，在日本國會中屬於第三勢力，也是屬於日蓮宗派，這些教徒，表面上雖信奉佛教，實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動力。因此，日本佛教長處明快勇 幹，熱心文教事業，不與社會脫節，且為大眾所信仰。但其短處是流於俗化。薄於道德觀念，易與社會權勢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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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把佛教當作一種哲學來研究，對佛教雖有精透的研討，但澈底大悟的高僧，却鳳毛麟角。於是參加政治活動世俗化的和尚越多，而真正修持佛法的僧侶，也就日漸減少，這也許是日本的國民性格所致！

在 入宋名僧裏，俊芿是學天台宗，榮西是傳臨濟宗，道元是傳曹洞宗；此外還有奝然、成尋等，不僅學習佛法，並把宋版書籍及大藏經携歸，這使日本文化注入宋代文 化精神，尤以鎌倉時代新興佛教禪宗文化，對於日本武士精神啟發很大。禪宗是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為宗旨，正適合日本人的性格，尤為武 人所歡迎。他們甚至把經卷禪定工夫用在武術上，這樣經過四百多年，從德川幕府時代初期以前，不唯奠定日本崇佛的基礎，並長期主導了日本國民思想。元明時 代，傳入日本文化，亦以禪宗為中心，不獨學問文化離不開禪宗，即藝術雕塑，乃至建築寺院，亦離不開僧侶。當時日廷，把禪宗僧侶擔任遣明使節。元明兩朝，我 國方面，亦倣日本派遣佛教高僧擔當外交使節，赴日交涉。因此，中世時代，日本武家文化的形成無論是精神上或物質生活上，無不受宋代禪宗文化影響，這足與隋 唐文化對日本中古時代文化影響，先後比美。佛教傳入日本，不唯改變了日本人的思想，使日本由草莽野蠻的階段，趨向於文明階段，並促使整個日本開化遠勝任何 宗教，或學說加於日本的影響。

我 國歷代東渡的高僧，都是德學兼優，不獨為傳播佛教，弘揚中國文化，並且為國家民族爭取了不少的榮譽。這些東渡高僧，不獨精通儒釋，工於詩文，且多擅於書 法、繪畫，對日本文化啟發，促進日本文化從草莽中走上燦爛光輝坦途，其中以鑑真、道隆、祖元、一山一寧、隱元等人貢獻最大。鑑真為唐代高僧，他應日僧榮 叡、普照等邀請，赴日傳戒，經五次東渡失敗，最後一次率徒眾二十五人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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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使東渡，於奈良東大寺設壇傳戒，自聖武天皇以下四百餘人，從其受戒，天平寶字三年又創立唐招提寺。東大寺為日本佛教總本山，確立其權威與地位，即由鑑真始。日本律宗亦奉鑑真為始祖，其對日本戒律的弘傳及文化上的貢獻，功績尤偉。

道 隆為宋代高僧，寬平四年（一二四六）東渡，受執權北條時賴之皈依，創建巨福山建長寺，是日本有禪宗之始，祖元係受北條時宗邀請，於弘安二年（一二七九）東 渡，在鎌倉住建長寺，大揚禪風。據日本高僧傳卷二十一：祖元明州人，曾任靈隱寺二座，台州真如寺主持，四明天童寺首座，避元兵轉展各地，白刄加頸，九死一 生，而終於宋亡之次年（至元六十七年）八月渡日。當時北條時宗取得政權，因受元軍侵略威脅，乃禮請祖元至日，時宗以下鎌倉武士都皈依禪宗，終以禪定工夫， 打破生死牢關，雖遭遇任何困難，都能從容不迫應付，實受祖元禪師的鼓勵，祖元開示曰：

當元軍大舉進攻，迫近博多，鎌倉武士都能服膺祖元禪師法訓，終於一夜間，粉碎了元軍的攻擊，歸於殲滅。其後日宋南北呼應抗元之勢，久而不變，全得力於祖元力主抗元之策動。

一山一寧，為元代名僧，他奉世祖命赴日交涉，初被日本疑間諜，遭受逮捕，不久釋放。他在日本不獨鼓吹禪宗，並傳播宋學的種籽，這和殘唐五代時期，由僧侶來傳儒家之薪，以後開出宋學的燦爛之花，如同一轍。日本禪僧大率兼通儒學，如虎關師鍊，嘗博覽經史百家之書，從一山一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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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易說及太玄之旨，於宋儒則排斥朱子，而推重周濂溪。如五山文學大家，著空華日工集之義堂周信，七歲就讀儒書，涉獵經史百家，持論揉合儒釋，以五常同於佛門五戒，以孟子、中庸、孝經為人所必讀。……

道 彝、一如，為明代高僧，明初我國東南沿海各城市，時遭倭寇掠刼，這時日本南北對峙，初因良懷斬殺明使，兩國關係一度緊張複雜。明太祖始派祖闡、克勤二僧擔 當使節，赴日疏通，未獲結果。一四○二年，又派遣道彝、一如二僧持國書，擔任使節，訪問日本，至兵庫登岸，日本國王，特至兵庫迎接，並以武士警衞，迎至京 都，宣讀國書，頒佈大統曆，日廷以上賓禮待之，自此中日兩國關係，由於高僧從中斡旋，得以緩和。

隱 元隆琦，為明末福清縣黃檗山主持，才德冠時。明亡，滿人入主中夏，被壓迫而流亡者，寄居長崎既夥，輾轉以入日本內地者亦不乏人；其留名史策，於日本文化有 重大貢獻者，大儒則有朱舜水，高僧則有隱元、木庵、即非、獨立等。即非、獨立、心越，精於書法，獨立更精於醫道，長崎有高天漪學獨立書法，馳名於世。近世 唐式書法第一人為北島雪山，曾就杭州俞立法，學文徵明書法，又學於獨立。隱元於明永曆十八年（一六五四），率門下二十餘人先朱舜水五年抵長崎，後於宇治開 宗黃檗，龍吟虎嘯，大振宗風，深得將軍德川家綱、大志酒井、忠勝等尊信，開萬福寺於宇治，為日本黃檗宗之祖。迄今此宗共有佛寺五百零二座，信徒八萬餘人。 宇治黃檗寺中，儀制法式概承明風，誦經亦用唐音，自隱元以後，主持十三世皆為華僧，並有日本內地小中國之稱。隱元並獲太上皇皈依，隱元病時，太上皇願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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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可謂崇敬極矣。復賜大光普照國師號，其門下英傑輩出，法化之隆，足與唐之鑑真、宋之道隆、元之一山，先後媲美；其影響於日本國民精神生活者，「亘古一人，於今無匹」！

佛教傳入日本以後，在日本所發生的影響，無論於日本文化、藝術、或國民道德精神，不僅改變日人思想，增進了國民幸福，並在整個日本國家社會，國民生活習慣各方面都起了領導作用。要論其影響，這是任何宗教或學術思想之所不及的。

滿 人入主華夏，中國在異族統治下，國運日漸衰落，在外交、軍事、政治迭遭失敗，喪權辱國，舉國悲憤。日本明治維新，接受西方物質文明，不啻受西方覇道思想鼓 勵，軍人得勢，迷信武力，以侵略為能事。一戰勝我，再戰勝俄，遂成為東方一大強國。敝屣東方王道文化，不唯把日本國民許多優良的美德喪失，並把隋唐以來， 兩國先民、高僧辛辛苦苦所建立大乘佛教同體大悲的精神，變成「自我殘暴」主義，處處都為自我打算。這時我國佛教碩德太虛大師，目覩兩國佛教輝煌的歷史，所 建立的崇高友誼，將因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抬頭，遭受毀滅，乃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季，在廬山舉行「世界佛教聯合會」，期以佛教來調和東西文化的衝 突，促進中日兩國文化思想及政策上的親善。大師於大會講東西文化，分析西方為造工具的文化，東方為進德增善的文化，由於這次會議，係純粹佛教性會議，贏得 日本佛教第一流學者參加，若印度佛教哲學專家木村泰賢，唯識學家佐伯定胤、水野梅曉、小林正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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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法等佛教代表。各代表都有學術性的演說，歷時五日，當時中日兩國教育文化界人士，對此會議極為重視。日本佛教不讓中國佛教專美於先，隨於大會上決定於次年 （十四年），於東京舉行「東亞佛教大會」。民國十四年十一月於東京舉行「東亞佛教大會」，我國出席代表為太虛大師、道階法師等二十餘人。太虛大師為代表團 團長，在日本各地歡迎會上曾作三十餘次演講。大聲疾呼：「謀中日親善即所以發揚佛教真義，救世界混亂。」謂兩國佛教教友不論於學術思想，或道義上都應追蹤 兩國先民及高僧所建立傳統的道路，謀兩國永遠的和平，深得日本朝野推重！大師留給日本文化界的印象，足與唐代之鑑真，宋代之道隆，元代之一寧，明末之隱元 先生輝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先後對日發表讜論，警告日本軍閥懸崖勒馬，恢復中日和平；否則，同室操戈，戰爭發生後不堪設想。他的「將來不歸俄，即歸 於美」之名言，觀今日之東亞大局，不幸而言中，誠令人不勝感歎之至。

國 父　孫中山先生，亦因日本軍閥野心勃勃，實非東亞之福，乃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歡迎會上講「大亞洲主義」，明白痛陳其利害：「從今以後，對 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覇道的鷹犬，或是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那知日本軍閥甘願做西方覇道的鷹犬，半世紀來，中日邦交 的惡化，八年戰爭的結果，日本並未能侵吞中國，反替國際共產黨造機會，把中國大陸關進鐵幕，千島群島割歸蘇俄，致使日本處在蘇俄陸海空侵略的陰影之下。今 日兩國人民應該記取兩國過去因相仇恨帶來了兩國災禍，更要警惕兩國今日共同敵人是誰？要覺悟中日兩國唇齒相依的命運；「無中國即無日本，無日本即無中國」 的真理，唯有我們蔣總統才能深切的體會到，所以對日戰爭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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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不以日本國民為敵，在開羅會議，二千一百餘年的日本王朝，幾乎為羅斯福總統一筆勾銷，以洩其珍珠港被襲之恨；仁慈為懷的蔣總統一手撐持了這個王朝，保存了 天皇地位，使其不墜！日本投降後，又以不報復主義對待日本，這個不報復主義，就是大乘佛教寃親平等主義，我們希望日本國民要長期審思這個不報復主義。今後 兩國人民倘能依照大乘佛教自利利他，寃親平等主義，作為兩國合作的基本綱領，必能安定亞洲，鞏固世界永遠的和平。

佛 教為東方文化的重鎮，中日兩國同受惠佛教文化薰陶最深，今後兩國國民應緊密追隨兩國佛教史上偉人的蹤跡。要獻身兩國文化交流，六十年來兩國邦交的惡化，固 然由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而兩國佛教徒未能運用大乘佛教同體大悲、寃親平等的精神，來緩和兩國政治上衝突，亦難辭其責！今後兩國邦交能否更進一步合作，就 看兩國佛教徒致力於促進兩國文化交流的努力如何？「中日佛教交通史」，即本此目標而寫，希望能有助於兩國文化交流及兩國人民友誼增進！共同發揚東方王道文 化，實現孫總理的「大亞洲主義！」

今 後兩國國民應本同文同種之關係，通力全作，不應以狹窄的國家觀念，種族的偏見，遮蔽歷史上的光輝。現代文化是世界的，由許多文明民族累積交換而成，凡閉明 塞聰，夜郎自大，偽造歷史，欲奴役其他民族，以完成其自我陶醉優越感的國家終必歸於失敗。現在日本的偏激歐化論學者，以及狹義的國家主義的人，都竭力排斥 漢學，甚至以為漢學阻碍日本文化進步，廢止漢學，封存漢文典籍都有人主張，但是有心的日本人一定會知道，離開中國文化，明治以前的日本，將沒有文化可說； 否定中國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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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位和價值，也就等於否定日本自身的文化價值；離開漢文，日本人就不能讀他們的國史研究他的古代文化，這當然是錯誤的不應當有的想法。因此，我們切盼日本史 學家們應面對事實。俄國人不諱言曾經臣屬蒙古欽察汗國；英國人不諱言曾為羅馬人諾曼人之所征服；美國人不諱言曾為英、法、荷、西諸國殖民地，尤其為英國殖 民地；中國人也不諱言曾為蒙古人、滿洲人入主中夏，因其事實上不可否認的事，也就不必諱言。唯有日本史家對其開國初期的歷史，忌諱極多，不敢正視史實，一 味以神話迷信為徵信。對於徐福的事，多方曲解；對卑彌呼的事，多方曲辭；對於通使宋齊數世之倭王，亦多方曲解，抹煞事實。推其原因，多由於以為「有傷國 體」的偏見所致，以致中日兩國未能做到如英美同文同種緊密的關係。二十世紀，民主的日本學者，今日日本國民已享有現代人類最高的文化，不應再以無知島民的 一套「天降神話」來麻醉今日日本知識青年，應面對事實。對日本神話的古代史應重加修正，使現代日本知識青年，對其本國開國歷史有個正確了解，這該是現代日 本史學家應有的責任！

註一：戴季陶先生著：「日本論」。

註二：木村四郎七著：「中日合作的信念」（載於「中國與日本第四十九期」）。

註三：栗山周一著：「日本闕史時代的研究」八九頁。

註四：引自張九如著：「從日本文化中論證中日合作問題」一文。

註五：內藤氏在他的什麼是日本文化上，嘗這樣的說：把日本文化，看作當她創造她的國家底時候，便已有了，這是錯的。日本文化，總括一句話，便是東洋文化，亦便是中國文化的延長——是從中國的古代文化一直延續到現在的，此篇收入「日本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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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六：參閱陳水逢著日本文明開化史略第二章三二頁（商務出版）。原居亞洲北部的通古斯族，分批渡日，第一批由間宮海峽南下經由庫頁島北海道而進入日本。散居 於出羽及越後一帶，和舊蝦夷族差不多時代移住日本；第一批是先至滿州一帶的通古斯族（滿洲人的祖先），後來南下至朝鮮半島，其中一部分渡海而居於出雲、越 前一帶。第二批是原居於亞洲北部及朝鮮半島的通古斯族，後渡對馬海峽而至九州，居於日向一帶。前兩批渡日的通古斯族稱為出雲族（日本稱為國津神），其移居 日本列島上，時間參差不一，是零星的移民。第三批渡日的通古斯族為天孫族，是舉族大批移居日本者。上述移居日本的各民族之中，初時以蝦夷族的勢力最大，旋 被文化較高的出雲族所逐。但出雲族不久之後，則被智力及武力優越的天孫族所征服同化。天孫族後來逐漸擴展，由日向沿海進入瀨戶內海，而達完川口，再由此沿 海南下，在紀伊登陸。而入大和地方，並以此為根據地……終於奠定日本國家基礎的雛型——此即日本史上所稱的「大和民族」（Yanatoace）又稱「原日 本人」（Prot-Japanese）。

註 七：參閱宋越倫編著「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第一章（正中版），岡氏將日本神話的構成分列五數：（1）高天原，（2）混沌原海，（3）天地分離，（4）陰陽 原理，（5）天之浮橋。其中一、二、五型，顯為日本民族渡海前來時原始形態。其三、四兩型，所謂「天地分離」與「陰陽原理」，前者係來自盤古神話，後者則 為三代以來中國陰陽五行學說的翻版，其來龍去脈，極為分明。

註八：於日本大阪河內郡發現王莽天鳳元年（西曆十四年）所鑄造的錢幣貨一種。在南隸慶尚南道金海貝塚，亦有此種。

註 九：一七八四年（清乾隆四九年），於日本九州福岡縣糟屋郡志賀町地方田溝中，發現「漢委奴國王」金印。金印係四方形，廣二‧三公分，厚○‧八公分。全部重 量為一○八克，印面文字為陰文隸書體「漢委奴國王」五字，共分三行，第一行為「漢」字，第二行為「委奴」，第三行為「國王」。字體剛勁有力，一望而知其為 漢代刀法。由于金印出土，我國正史所載日本開化以前的各種史料之正確，遂為多數學者所首肯。

註十：參閱劉百閔著經學通論經譯第十二（一九五三年香港大學講義本）。